真正左右城市命运的，是那些在城市中生长寻求庇护、寻求种种“可能”，并为此而紧张忙碌的人们。对他们而言，城市建筑如何、街道怎样并不特别重要，这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空间结构、呈现什么样的气质风貌也并不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生活其中的人能不能获得自由流动、自由成长的可能性。

　　一切都在可能性之中！“可能”意味着变化、生机、活力，意味着黑暗中出现光芒、绝境中显现希望。可能性是一个城市发展下去的动力，对于聚居其中的人来讲，它所提供的多种多样可能性是使人们享受快乐和温馨、忍受孤独和寂寞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最初建立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因为要聚集资源、聚集财富、聚集劳力、聚集能量，因此人们选择建立城市的地点也大多在拥有好的水源、好的地势、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易守难攻之处等等。地点选好之后，随着居住人口的增加，满足这些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时也是城市文明开始出现的时候。

　　随着历史的发展，起先影响或者说决定一个城市存在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有的条件甚至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弱化。比如美国的波士顿最初是因为其处于海港以一个对外贸易中心而存在的，但由于1857年货运贸易的衰退，加上爱尔兰廉价劳动力的纷纷涌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和西部拓荒对廉价产品的需求，使得原先对外贸易的资本转向更为广阔的产品制造业。同时，随着这一转向也促使了所谓的波士顿“复杂的空间游戏”的产生。其中，科学技术对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比如说汽车的出现，造成了城市的蔓延和扩张，使得人们可以居住到更遥远的地方。而在下一个阶段，信息革命带来的通信和因特网的发达，使得“全球像一个村庄”，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人们可以瞬间发生联系，在同一个城市中比较明显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不再被截然分开，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单一中心而是多中心并存。

　　可能性如此的美妙在于它能带来价值。人们为什么会去城市投资，因为他们期望这里有小资本变为大资本的可能；人们为什么在城市里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忍受官僚主义带来的许多毫无意义的时间耗费，因为他们期待这里有从最底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的可能；人们为何承受城市种种恶劣的条件而投身理想运动，因为他们相信在这里存在自己的行为会给命运带来一些改变的可能。

　　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能性是人们行为的驱动力。它的前提是多样性，只有多样化的存在形态才能引出可能性的向往。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生命是多样性的，所以可能性是维持生命活力的必需。无论这生命是以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城市还是以一个国家的形态存在。

　　我愿意在能让我看到物质和精神有所变化的可能性的组织内工作，并愿意为此提供我的可能性。一个组织比如说一个企业，它提供的可能性越多，对企业内部的员工就越有吸引力、凝聚力，在外部市场上就越有打拼力、竞争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正是由于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才会突然间吸引那么多人涌向那里，才会突然间以极快的速度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所以，对城市来讲，它的建筑、街道、公园、绿化带等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否获得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在美国的雷特蒙德市，一个哈佛大学的退学生可以成为世界首富；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市，一个不谙世事的、整天泡在厨房的大佬可以变为广告公司的创意大师。而你，一个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子弟，有可能成为中国某个城市的一员，并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正是这种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流动的可能性，才造就了城市伟大永恒的生命力。创造和保持这种可能性需要科学的机制，而这些机制能发生效果取决于生活和管理这个城市的人们是否具有宽容精神和是否对多样性的尊重、理解和追求。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