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民众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只适用于熟悉的人，问题是，我们尚须真正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以情感为基础，如果情感没办法支配，就只好求助于独裁。大家都看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其实村长已经被行政拘留过了，但是秋菊就是觉得不够，要讨个说法。什么说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要求村长在村里乡亲面前赔礼道歉。秋菊的要求是基于情感，而不是法律的。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需要理智，需要法治。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更少的情感呢？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生活、生产组织越来越复杂。与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不同，在现代的陌生社会里，不运用理性和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在一个村子里，如果家里有3个儿子，你基本上可以称霸这个村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拳头可以解决问题。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农村人喜欢生儿子，我问过老家的乡亲，得到的回答是，被人欺负有帮手啊！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在城市里，打架是没有用的，你不能今天把一个人打趴下了，明天碰到另一个生人还打。在陌生人社会里，必须靠理性和规则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是，现代社会时间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成本是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高。这样，大家就不会去计较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的东西。经济学里将其称之为沉没成本。比如上访，一位法学院的教授说过，90%的上访人员都是神经病，这话的确是过分了。但是，的的确确有些上访人员是不理性的，他们在上访上花的钱和精力最后远远超过他们失去的东西。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道德和法治的关系。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的，就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的，道德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把你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产生的情感。但是，道德的维度非常多，各维度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基于道德来制定我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的法律，其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很难实现，因为人口流动很多，看望父母这件事往往会和其他事情发生冲突。

　　但是法治不同。法治是基于理性计算得到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内部不会发生冲突。法律可能是冷冰冰的，但却可以给我们逻辑一致的行为规范。

　　当然，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我们还需要公德心来无缝对接。传统社会也有公德心，但传统社会的公德心的适用范围很小。前两天媒体上有消息说，一辆大卡车抛锚了，货物被周围的农民抢光了。在农民的意识里头，在村子里是不能偷盗的，村里因此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但是到了生人社会就不一样了，哄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在他的道德考量范围之内。我们常在马路上看到开车乱窜的司机，他们把车窗一摇起来，就觉得周围都是生人了，就可以横冲直闯乱开。但我相信，这些人回到家里一定是好父亲，回到母亲那里一定是好儿子，回到朋友圈子可以两肋插刀。他们能接受的公德心只是对少数人的。

　　可见，我们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只适用于周围的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一个适用于生人社会的道德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如何培养一个生人社会里面人们的公德心呢？大概也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更多的民主，民主让人学会宽容。民主的核心是妥协，民主不是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打倒，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了妥协之后大家才知道，别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也得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这样，公德心、公民意识才会建立起来。

　　第二要给法律权威。我们总是说要建立法治，但法治不是空洞的东西，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法律的权威。当然这首先要求政府尊重法律，但同时也要求老百姓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实际上两者做得都不充分。前一段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东北人在三亚的一个停车场里倒车的时候撞到石头上了，他就去找停车场的人理论，结果起了争执。旁边一位警察过来调解，结果东北人跟警察打起来了，警察就把执勤队叫来，把他按倒在地上打了一顿。网络、报纸和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倒地指责警察，人人义愤填膺。警察打人不对，但是，我们是否给予了法律足够的尊重呢？我们当然要反对警察滥用权力，但是，如果公民都不尊重法律的权威，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法治社会呢？

　　现代化进程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改变，也需要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改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