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前往法庭旁听庭审。资料图片

公众通过户外大屏收看庭审直播。资料图片

　　近日，中央政法委首次通报10起政法干警违纪违法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亮家丑”“不护短”的这一做法，让人们看到了中央政法委强力推进司法公开的决心和力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无疑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各级政法机关努力探索司法公开方式方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用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在家“旁听”庭审正在成为现实

　　2013年12月4日，80余名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走进最高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奇虎与腾讯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庭审。“开放的监督才是有力的监督。”对最高人民法院敞开大门接受“检阅”，网络名人邓飞感触颇深。

　　新媒体，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突破口。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微博、微信，全国法院官方微博新增660多个，总数达到1120个。薄熙来案庭审过程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5天发布150多条微博、近16万字，引来数亿人“围观”“点赞”。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在微博上将此评论为“近年庭审使用新媒体的标志性事件”。

　　去年11月27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传送平台正式联网。12月11日，“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正式开通，坐在家里轻点鼠标“旁听”全国各地的庭审成为现实。北京老张和邻居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马上要开庭审理了，他希望自己的案件能在庭审直播网上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样，葫芦僧也不敢乱判葫芦案了。”

　　最高人民法院开门迎客、公开审案，是我国各级政法机关大力推进司法公开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公安部明确提出建立互联网执法公开平台，全面公开执法信息；司法部则以社会公众、罪犯及其家属关注的执法热点问题为重点，细化了狱务公开标准，明确了狱务公开流程。

　　“目前，司法公开各项制度的实施不平衡，证人出庭、听证公开等实施程度比较低，审判文书公开速度比较快，审判过程公开实施程度比较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在评价司法公开的现状时说，“而且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基层表现得更加明显。”

　　公开要注重“含金量”

　　●进一步弄清楚为何公开、为谁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开通两个月，粉丝数达150万；公安微博连续多年在政务微博受关注排名中名列前茅。“新媒体具有公开范围大、节约成本等优势，”王敬波肯定了司法公开形式不断多样化的实践，“有利于根据公开对象、公开内容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公开形式。”

　　政法微博粉丝激增的背后，是司法公开的民意期待。虽然公开的平台有了，但一些地方政法机关推进司法公开的意识和能力，还与老百姓的期待有着差距。

　　某地一法院微博“爆粗口”就比较典型。1月7日，某律师在微博上诉冤，而当地法院官方微博声称要“有点娱乐精神”，并说出“装个毛线”之类的话语。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遭到网民“围观吐槽”后，该法院官方微博一天之内两度变名。

　　“司法公开不是说公开了就了事。”王敬波认为，还要进一步弄清楚为何公开、为谁公开，才能明确公开什么、如何公开。

　　司法公开不是施舍，是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同时又契合于政府信息公开中所保障的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逻辑起点。司法公开是连接司法与社会的桥梁，通过引入公众监督、社会评价、个人信誉等公开方式，以温暖、厚实的社会强制力弥补严肃、单一的国家强制力之不足，使得司法在公开的“自信”中赢得社会的“公信”。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许多环节的公开“千呼万唤始出来”，另一些内容和环节却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例如，从“公众想知道什么”的角度来看，食品安全渎职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等的公开力度远远不够；从“当事人想知道什么”的角度而言，案件流程、审判执行情况等的公开程度也需要大大加强。

　　相比审判流程、裁判理由的公开，执行环节的公开尤其显得经验不足。王敬波解释，这与执行环节的独特性有关。一方面，执行行为由一个个具体的节点、步骤、措施构成，没有统一的载体或核心环节；另一方面，执行是法院应债权人请求而对债务人实施强制行为，涉及利害关系人、执行协助人、案外人等。

　　司法公开本身不是目的，绝不能“为公开而公开”。如何把司法公开落到实处，避免出现“选择性公开”“择优后公开”“宣传性公开”和“定向性公开”，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努力探索。

　　公开还需把好度

　　●专家建议将司法公开法治化

　　近日，曾被广泛关注的李某某案再起波澜，同案一当事人律师在微博上晒出庭审信息，从而再次引发人们对司法公开话题的热议。由于此案涉及未成年人、强奸妇女等因素，本不宜公开审理，但这是否意味着不能将案件的相关信息公开？该案件中成年人的信息公开问题，为何招来诸多质疑和揣测？舆论报道在促进司法公开的同时，如何避免对司法的不当干涉？

　　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什么案件都要公开，也不是说所有环节都要公开。司法公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社会群体性期盼，而并非涉案当事人的个体追求。“司法公开涉及司法权的边界、司法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博弈。”王敬波说，“而且不同性质的诉讼涉及的相关法律因素也是不同的。”

　　司法信息在公开和接受监督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各种复杂关系和不同价值：效率性与合法性，强制性与规范性，公共利益与当事人隐私权，公众知情权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法院公开权与当事人选择权，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社会需求与法院人力物力等。

　　人民法院此次司法生效裁判文书的公开，强调“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其中，4种情形的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不在互联网公布：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

　　尽管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是国际通行原则，但涉及个人隐私的裁判文书，如果能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是可以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开的”这种规定极易给司法腐败、权力寻租留下漏洞。大量反面事例显示，此类开放性规定，伸缩性太大，一旦把握不当或监督不力，就会被人利用，从而抵消原本能实现或已实现的正面效果。

　　司法公开不是孤立的，应有适当的配套制度。对此，王敬波认为，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之所以比较难以掌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依据不充分、法律制度不完善。“目前，司法公开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一些意见。只以司法文件的形式作为司法公开的法律依据，位阶比较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无法涵盖司法公开。”王敬波建议全国人大应制定信息公开法，统一规定政府信息、司法信息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