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调，胡伟民体会到了什么叫春运。“没想到，过年的时候短途火车会那么挤。当时火车条件差，挤得无处下脚。打年货的、走亲戚的，车里是人挤人、箩筐挨箩筐。腊鱼腊肉啊，米面油啊，布料被面啊，箩筐里什么都有，再加上鸡鸭鹅一起凑热闹，又吵又乱。闷罐车没座位，有的人就垫点草席地而坐，绿皮车稍好点，起码有座位。”胡伟民提着东西，抱着孩子，护着妻子，5个小时的回家路，不知多狼狈，有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

　　1965年，已经是工程师的胡伟民，依然想调回武汉。

　　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往返于武汉和黄石之间。“特别是小儿子，因为是奶奶带大，每年寒暑假一定要回武汉和爷爷奶奶过。他从7岁开始，就一个人坐火车两边跑。我觉得既亏欠老人，也亏欠孩子，当时真想能调回武汉！”说起这一段，已经80多岁的老爷子眼泛泪光。

　　一直到退休，胡伟民都没能调回武汉。

　　【背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物资稀缺，人口流动小。虽是绿皮车、闷罐车，条件差、速度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火车票仍是奢侈品。1957年新华社消息，当年春节客运总人数约3100万人。

　　在湖北，春运主要体现在省内短途。

　　上世纪80-90年代

　　春运是闯天下，再远也要回家

　　1989年，春节刚过完，孝昌县花园镇16岁的少年黄鑫，决定跟着舅舅出门打工。临走前，妈妈亲手在他的贴身内衣里缝了几个口袋，用手绢把家里的大部分钱包好，塞进了这些口袋藏好。

　　一头挑着衣服被褥，一头挑着腊肉、干辣椒、锅盔等食物，黄鑫用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出发了。

　　一到火车站，他就吓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

　　黄鑫不知道，此时，距社会学家张雨林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词汇已有5年，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从家乡奔向全国各地，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乘火车早已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出行方式，农民工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虽然运力有所增加，但还是让那几年成为史上最挤的春运。“到了站台，舅舅把我的扁担一拿，边使劲把我往上推，边说‘快上气恰个位子’（快上去占个座位）。我个子小，一下就挤上了火车，在人群中钻了半天，好不容易抢到了个位置。”20多年过去，黄鑫依然记得当年的情形，“我看有人从窗户上爬进来，就赶紧伸出身子喊我舅舅，他把行李从窗户塞进来，接着自己也爬进来了，据说还是有好心人帮忙托了一下屁股才进来的。大冬天的，人人都挤得汗直流，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下不去脚，连厕所里都挤了十几个人。”

　　从孝感到武汉，从武汉到广州，又从广州回武汉。在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几乎每年春运，黄鑫都在火车上颠簸。站过30多个小时，睡过行李架和座位下面，蹲过洗漱间和厕所。

　　和黄鑫一样，不论多苦多累多难，回家，是所有在外的人春节时的信仰。“整个车厢里臭气难闻，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扑面而来。不过时间久了，也闻不出来了。有时候还会往下赶人，听列车员说是因为人多压死了弹簧，火车不能跑。我有经验，开车前紧紧抱着行李，不然列车员把你的行李扔下去了，你就只好下车坐下一趟。不过这还算幸运的，买不到火车票更遭罪。”在拥挤的火车上，黄鑫暗暗发誓，一定要发达，再不受这样的罪。

　　黄鑫后来的确再也没有遭过这样的罪了。一是他的确发达了，成为了资产几千万的建材商人。同时，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条件越来越好。买不到火车票的时候，他就坐飞机。

　　有一年，他在软席包厢里，同包厢的一位老教授说，过去，有身份的人才能坐软卧，还需要批条，因此软卧刚对所有人开放时，还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像你这样的人，那会儿可是有钱也坐不成的”，教授一句玩笑，让黄鑫百感交集：“这些年的变化，何止是火车多了、条件好了、速度快了，更重要的是，社会更开放包容了。”

　　【背景】改革开放，让沿海地区需要大量工人，“农民工”一词出现了，“春运”也变成了一个固定词汇。运力不足，超员严重……春运开始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问题，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史上最拥挤的春运时期。

　　1983年《人民日报》消息，当年春运客流达1.24亿人次。春运也由地方协作上升到“全国性的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1989年，《人民日报》称当年“春运预计输送旅客8亿人次”。到1993年，就突破了10亿人次。

　　2000年以后

　　春运是高速穿行，只是买票还有些难

　　今年春运，在西南政法大学念书的武汉姑娘李甜，往返于重庆、上海和武汉间的铁轨上。

　　李甜是如今春运大军中独特的一族，人称“巡考族”。所谓“巡考”，就是在毕业时，在全国到处参加考试，或是考公务员，或是公司面试。她要参加国家、四川、上海的公务员考试，以及重庆选调生考试。“能不能巡考，‘秒票’（通过网络抢火车票）是关键。”李甜因为每年都要往返重庆和武汉数次，对买火车票最有心得。

　　春运期间，李甜边复习边盯在网上“秒票”，幸运地买到了所有的票。在许多人求一票只为回家团聚时，她“秒票”却是为了奔向远方。

　　但从上海回武汉，她只买到了普通快车的硬座。“高铁只要五个小时就到了，这趟普快要开15个小时。但不管怎样，还是很走运的。”她说。

　　那天下午5点30上车后，李甜和农民工、白领等各式各样的人挤在一起，但毕竟有座位。无聊了看看ipad上的电影、上上网，饿了去餐车吃饭，再跟隔壁的人聊聊天，困了就打个盹。“15个小时的车程，很困，空气不怎么好，其余都还行啦。”

　　第二天早上9点，李甜的爸爸接站时，看到满脸倦容的女儿，心疼地唠叨：“叫你不听话！”他打心里不赞成女儿的折腾。这位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年吃尽了春运回家的苦，颇费周折才回到武汉工作，以便照顾父母。他希望女儿过年乖乖呆在家，更希望女儿踏踏实实在武汉找一份工作。“地球都是一个村了，这算什么啊！何况，就算去了外地，也没多远啊。平时，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嘛。”在李甜看来，坐火车，意味着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大部分城市，春运，不过是票难买一点……

　　【背景】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经过7次大提速，进入了高铁时代。老百姓有钱了，春运的方式更多样，自驾、长途客车、飞机……各种方式都有。但春运依然是全国大难题，火车票还是难买。

　　不过，春运的“痛苦指数”明显下降，春运中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样化。

　　今年春运七大变化

　　1、12306电话全盘服务，不需要旅客与每个车站单独对接。

　　2、12306网站升级，新增动态刷新、自动提交等服务。

　　3、手机购票客户端上线试运行。

　　4、自动取票机可取学生票。

　　5、务工人员团购车票，门槛降为5人。

　　6、临客车票预售提前到23天。

　　7、普通空调车也安装了电源插座。

　　【链接】

　　60年，铁路上的变迁

　　60年沧海桑田。以铁路为样本，1954年至今，我省春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60年，从北上北京，到“米”字形放射线，由武汉出发，坐火车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远。

　　1955年开始，武汉到大冶的铁路投建，1957年修通并延长至黄石。同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火车不再需要坐轮渡了。大桥将原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接，成为京广铁路。接着，汉南至丹江口、襄樊至四川、武汉至九江、武汉至九龙等铁路逐步建成，直至今日，京广高铁、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和沿江铁路等在武汉汇集，九省通衢，成为集铁路、水运、公路、航空于一体的全国交通大枢纽。

　　60年，从“K字头”到“G字头”，火车编号记录着一次次的大提速。

　　新中国成立后，客车列车从“绿皮车”到“红皮车”、“蓝皮车”、“白皮车”，直到高速动车组，速度越来越快，乘坐越来越舒适。由每小时50公里左右，逐步达到每小时140-160公里，高铁更是开出了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车速是最初的6倍。武汉铁路局管内的客车数量也从1951年的183辆，升至现在的1955辆。

　　从数字编号到“K字头”“Z字头”，再到“D字头”“G字头”“C字头”，铁路不断提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推动经济不断提速。

　　60年，旅客增长惊人，40天客流已超过当年全年。

　　1954年，武汉铁路局全年发送旅客997万人，2000年全年发送3468万人。而去年春运短短40天，就发送旅客1690万人，相当于60年前全年发送量的1.7倍，2000年全年发送量的一半。春运客流，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60年，坐火车的人也在变。

　　上世纪50年代，人们乡土观念浓厚，经济欠发达，我省春运以短途探亲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等，构成了这一年的春运主要客流。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力，“农民工”成为春运主客流。“近一年多，一支由青年农民组成的20万人劳动大军进入了广州市。农民工进城，解除了建筑、纺织等劳动强度大的行业招工不足的燃眉之急。”1987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道如是说。

　　时至今日，春运仍然拥挤，但乘客的构成及流向正趋于多元化。同时，高铁和动车的运行、网上订票的普及，让乘车难大为缓解。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期盼，春运也能成为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本版采写：记者 陈熹 通讯员 孟立 李刚方杰 次少杰 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