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 陈旭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关“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指出了方向。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中，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对于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也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还需要打破一些不合理体制机制的束缚和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约束，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角来重新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在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关系的处理上做出选择。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轨迹

　　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伴随的。整体上，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与80年代人文主义的复兴阶段（1978-1989）。改革之初，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大破坏之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已经呼之欲出。邓小平对文艺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战略方向上的指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门的打开，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视听，一些传统的禁锢开始逐步被打破。在横向与纵向重新定位的新的精神参照系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相互交织，相互碰撞。传统的集体主义、国家意识的价值观念开始松动，“个人”、“自我”、“自由”、“尊严”等价值诉求开始兴起，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为其后90年代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奠定了价值基础。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大解放，从而形成上下改革的共识，很可能就没有随后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国策的可能性。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背景下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阶段（1990-2005）。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不断明确，文化体制改革也相应在探索中发生了转向。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市场机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被赋予了应有的重视。

　　三是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建设布局下的文化体制改革阶段（2006年至今）。2006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到了2012年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建设布局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并提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明确要求，这反映了我们对文明内涵认知的深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元素，值得进一步挖掘。期间，在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业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计划》于2009年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此文化产业也被上升到国家战略性产业。

　　2011年4月，文化部颁布了《关于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规划的目的一是服务国内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二是服务外交大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规划中明确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坚持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为主要方式”，这条原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建设上政府更多是起导向作用，文化在民间、在基层。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为其后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总纲。

　　在这个《决定》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概括中，有一条讲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这一概括对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的判断是准确的，当前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重构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这不仅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对政府官员的需要。当然，这些需要从制度根源上入手。而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内在的基本价值观的建立和导引，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主要问题和矛盾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共同的价值基座有待夯实，很多人既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也没有对伦理的遵循，社会的人文关怀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构建之中的价值观体系应该起到稳定、凝聚和导向的作用，不能大一统、一刀切，要分层次、分类别，建立同心圆或相交圆的价值观体系。这个圆心或相交的部分，应该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共同人文价值理念，比如诚信、包容、感恩、奉献。“对人以诚，处事以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内容；包容心态也很重要，用经济学解释，很多矛盾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凡事不斤斤计较，抱着包容的心态一定能化解许多误解、误会，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感恩的意识，就是要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恩国家；奉献的精神，主要是要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当然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一种奉献。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进一步促进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将产生十分巨大的作用。

　　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以鼓励创新想法的思想形成。其实，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曾发言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发展需要遵循的方针，也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报刊和网络文章简单地将东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对立起来，将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立起来，造成了社会阶层、思想方面的分化，无法形成改革和发展的共识，这不仅会影响思想文化的创新创造，而且会让错误、偏激的思想得不到纠偏，从而可能影响整个改革的大局。

　　三是文化发展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例如，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界定还不清晰，一些文化产业集团是“事业化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这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趋利性与作为政府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社会公益性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矛盾。此外，政府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中面临主导乏力、引导不力的问题，这与其官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职能交叉，行政管理成本过高有很大关联。

　　文化体制改革需理顺三大关系

　　在我们看来，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是要理顺三大关系，即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政府主管和市场主导的关系。

　　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导致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民众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全面、强烈、对称，这就带来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交融和重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处理上，应取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兼容并包，不走极端，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实际上，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厚重的文化，其中不乏足以支撑社会道德重建的思想资源，值得今天的社会重建汲取。我们一方面要汲取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元素，与中国的国情现实相契合，另一方面要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对如儒家、道家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加以综合运用，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可以形成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达到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这样，也将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中争取话语权，建立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同的基本人文价值观体系，从而形成更为稳固和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当然，在珍视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信来源于实力，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还有长足的提升空间。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对传统文化需要进行有组织的传承和保护，如果只是一味地开发利用，最终可能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庸俗化、低级化甚至消亡。当然，文化传承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照单全收。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辨别、取舍，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繁荣、文化创新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而文化创新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多元化、多样性，也就是真正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有不同思维的交流碰撞，才能有新思路新想法新理念的产生。

　　另一方面，文化与现代科技如通信信息、互联网、计算机、移动终端、可视互动等技术手段的融合，正成为实现文化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实际上，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等产品也是基于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融合才得以诞生的。在这一发展趋势之下，一批以高新技术手段为依托、以数字信息内容为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正在中国出现。在这些新生事物诞生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产生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考验着政府的政策智慧和治理水准。

　　政府主管与市场主导。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群众的精神与文化需求持续不断增长，各领域的各类文化现象千姿百态、层出不穷，但是目前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尚未达至现实需要。分析这里面的因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政府要管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此来确保民众所能享受到基本文化权益，并且这个基本文化权益的供给者也不一定完全是由政府来承担，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也应该参与进来，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来实现其公共职能。此外，政府要做的还应该包括防止过度的商业化瓦解文化的公共性，使得公共文化资源作为公民基本权益被削减。政府要尊重文化发展、文艺创作的规律，积极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就需要政府推动文化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加快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主动打破文化市场行政壁垒，并鼓励各类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广泛参与开放竞争的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回归政府本位。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助理研究员）

　　编者的话 说话

　　健全人都能说话，但不一定都会说话。

　　长期以来一直有种现象，一些官员不会说话：有人一开口就套话连篇，索然无味；有人说话逻辑混乱，不知所云；有人辞藻华丽，却总感觉华而不实。他们有说话的需求，却往往已经失去说话的功能。

　　说话，需要学会讲话的技巧。在政治学中，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克里斯玛类型权力一说，这种权力是人们对特殊类型个体的尊敬，他们大多具有超凡的品质。而体现这种品质，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借助说话。在古希腊，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为了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小石子含在口中朗读，对着爱琴海练说话，终成名噪一时的政治家，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我先听了德摩斯梯尼的演讲，我想我会投票给他。”

　　说话，需要把握讲话的分寸。一段话，如何说才能恰到好处，不至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考验着说话人的功夫。笔者曾聆听一名历史学家的演讲，谈及敏感问题时，他坦言：“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但不是所有真实的都能说。”的确，在真实的底线上，有选择地说话，有保留地披露，体现的是说话的艺术，而冷冰冰的拒绝，程式化外交辞令，在拒人千里的同时，也显示出个人能力的缺失。

　　生活从来不是默片。如果更多人不是“能说话”，而是“会说话”，这个世界想必会变得更多彩。

　　声音

　　@西方民主病在哪儿？问中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封面文章直言：西方式的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反对派大多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文章援引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

　　@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引来新形式的暴政。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克·马佐尔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出，从埃及、土耳其和乌克兰所发生的一系列街头抗议事件中不难看出，街头政治不一定带来民主，抗议者很少去思考推翻以后的事情，“尾随而来的必然是长期、艰难、混乱的斗争”。

　　@经济预测始终是一门关于概率的学问，预测的不断失败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无法实现的先知先觉的追求。

　　——摘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新作《动荡的世界》。在本书中，格林斯潘认为，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归咎于“动物精神”中的非理性，人类现实中的所有行为都或多或少受到“动物精神”的影响。

　　@全世界有超过30亿人工作，大约16.5亿受雇并定期得到工资和薪水，另外15亿在农业和小型家庭企业中工作，还有2亿人，其中多数是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并积极寻找工作。

　　——摘自世界银行《就业发展报告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