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分之一国土处在十面“霾”伏之中，稍有一点常识和独立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将其真正的元凶，锁定为哪一个具体的要素。

　　雾霾的大面积持续发生，主要是因为燃煤、土壤尘、二次无机气溶胶、工业污染、汽车尾气、垃圾焚烧与生物质燃烧吗？据中科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报告称，确是如此，而且占比依次是18%、15%、26%、25%、4%、12%。

　　问题在于，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具体的原因，是雾霾产生的物理原因而已。雾霾的大面积持续地发生，真正的终极原因，坦率地说，是因为在我们社会治理体系中，“否决”类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雾霾，不过是这种制度性缺陷的物理产出而已。

　　常识告诉我们，雾霾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特征，通常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不必为此承担成本的现象。比如，你燃煤形成的污染，建筑制造的土壤尘，为了自己利益产生的二次无机气溶胶或工业污染，你的汽车尾气，垃圾焚烧及生物质燃烧造成的污染等等，都会加剧雾霾的损害，但你却不必为此支付成本。正因如此，就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制定标准，主持公道。这种职能，通常就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来承担，以便随时阻止或叫停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毋庸置疑，叫停或纠正雾霾“负外部性”的行为，本身是政府的职能，是一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政府的这一职能缺位就意味着政府失责，意味着政府本应提供的“否决”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要保证政府履行这种职责，必要的惩戒机制必须健全，即有力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否决”机制不可或缺。

　　质言之，对于雾霾制造者的“非外部性”行为，政府负有第一责任，一旦政府失责，在遏制“非外部性”行为方面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甚至纵容，就应该有一种“否决”的力量对其进行惩戒。遗憾的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就是此类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既缺乏纵向的有效“否决”机制类公共产品供给，也缺乏横向的有效“否决”机制类公共产品供给。退一步讲，即便有纵向的“否决”机制，也往往会被“权大于法”的现实人情环境所抛弃或搁置。而有效的横向“否决”机制，更多时候，也不过摆设而已，比如民间的舆论监督机制等，就很难发挥真正的否决职能。更何况，在GDP崇拜主导下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本来也是雾霾产生的主要推手之一。如此而言，要彻底根治雾霾，减少其存量，遏制其增量，唯有在加强否决类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下功夫或可有效。

　　毋庸讳言，唯有权利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发挥监督和“否决”的职能，防止人类在错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在邪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治霾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只有用有效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特别是“否决”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才可能有助于随时叫停或延缓疯狂的致霾行为。这才是最根本的治霾手段。具体说，唯有建立“闭环式”权力监督机制，“否决”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才是有效遏制雾霾的不二法门，才是还蓝天于国民的大道“抓手”。

　　简言之，告别雾霾，既不能祈求风雨，也不能仰赖清官。雾霾的大面积持续施虐，不过是“否决”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物理产出而已。要彻底根治，唯有优化问责机制一途，必须尽快加强“否决”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才是正道大道，也是根本之道。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