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逃离”北上广又“逃回”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据报道，不少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对天价房、户口歧视，几年前纷纷选择“逃离”北上广；然而回到家乡后，却往往无法适应小地方的文化贫瘠、观念落后、人情至上，被迫重返一线大城市。

　　这些“来来回回”的讨论中，最为一致的观点是“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若从人才环境角度解释此现象的原因，就是“制度争胜”。所谓“制度争胜”，就是说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如果体制环境不完善，人才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不久前的一则报道，就为“制度争胜”做了生动注解：有一老板在深圳办厂打拼多年，为降低成本把工厂搬回家乡小城，但没过多久就又搬回去了。原来，小城“明面”费用的确比深圳低得多，但各种说不清的收费、罚款多得数不过来，而且“办事”都要上下打点。算下来，整个“经营成本”又远远高过深圳。

　　“全球化”时代，人才自由流动，城市只能靠制度和环境的优越来吸引人才。“逃离”又“逃回”最根本的原因，或不在于年轻人自身，而在于二三线城市、中西部基层单位。按理说，这些地区比北上广更需要人才，本应比北上广更善待人才。但事实上，往往越是贫困地区“软环境”越差，最终将人才又“赶”回发达地区。

　　此外，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的功能是“流播文化和教育人”。尽管一线城市有“恐怖”的高房价、拥堵、雾霾……但那里的机会成本更低，竞争更自由、更公平，公共服务设施、城市文化氛围也远远高于其他城市。而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土木工程而不是人心工程的意义上，这又如何能吸引住接受过高等教育又体验过一线城市生活的青年人才呢。

　　“逃离”和“逃回”的脚步，诉说着年轻人对人才环境的无言期望：大城市要更关注物价、房价等民生问题，着眼底层保障，让每位劳动者都能找到归属感；而中小城市，则要着力建设公平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的竞争机会，并提升城市的文化氛围，让青年人拥有自己的事业平台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