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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实践都证明，人才评价在人才治理中顽症颇多，几乎成了“世界难题”。据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人才评价实践中累积的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五大沉疴，需在全面深化人才管理制度改革中，予以创新突破。

　　1、“忽视创新导向”

　　应清醒看到，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高新领域的核心技术依赖引进，究其原因与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现行科技人才评价制度，重学历、重资历、重职称的倾向明显，原创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难以潜心研究。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3年对51位院士的调查，他们认为我国一些科研机构难出高水平成果，主要原因并非基础差、水平低或是经费不足，而是“社会环境的利诱，难以静下心”（占45%）“科研管理机制导向使得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占33%）和“高水平人员外流”（占31%）。又据对40多个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调查反映，现行制度条件下，科研人员普遍感觉工作压力大，工作效率不高，大量时间忙于应付各种考核评价和项目竞争。高层次创新人才更是感到，各类与科研无关的社会活动使他们难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内潜心研究和充分积累，科研效率不高，也很难出大成果、大发明。

　　由此可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改革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势在必行。应根据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和成长规律，改进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人才评价模式，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人才评价氛围，不断优化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具体要建立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分类构建科技创新人才的评价标准，改进科技创新人才评价方法，提高科技创新人才评价效率。

　　2、“论文崇拜”

　　前不久，报纸上披露了一位育种专家，培育出好几个玉米新品种，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数千万公斤，却由于没有精力写论文，连副研究员都评不上。这背后透露出来的“学术论文崇拜”现象，对我国科技界特别是基层科技界杀伤力很大。

　　普遍性地以论文来评价人才，是一种非科学的思维，基础研究可以看科研论文，应用技术研究应该看到底给国家解决了什么问题。要坚持科学评价人才，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科学家写了多少论文，而要看他们具体做了什么东西，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

　　论文崇拜还表现在人才评价的过度量化。也就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人才评价简单化。近年上海的一项调研统计了理科教授的晋升评价对SCI论文数量的要求——地方院校平均为2.7篇、行业特色高校为4.2篇、985高校为4.7篇。过度量化的科技评价导致“应试科研”等科研怪象频频出现，造成学术界急功近利、心态浮躁，直接影响了科研的质量和效益。

　　论文崇拜的另一恶果，是学术造假时有发生，甚至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就评不上职称、拿不到课题，一些科研人员要么捏造数据，要么抄袭他人成果；更有甚者不惜花钱买论文、发论文。

　　很多实践工作者和学者都反映，论文崇拜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这一顽疾，必须尽快消除。

　　3、“宽容失败不足”

　　创新是有风险的，失败不可避免。但国内现有的人才评价制度，缺乏对那些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创新人才的认可与包容。比如，国内的课题评审基本上只接受一个结果——成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课题研究结果是错的，评审通不过，而且结果通常是“国内一流、国际领先”。

　　这种评价导向十分有害，因为它将功利引进科学，导致有潜质但尚未做出成果的青年人才得不到重视，非共识的项目难以获得资助，不仅难以形成宽容失败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使我国学术活动陷入少有的浮躁状态。这种状况必须改进，要宽容失败，对创新人才给予支持与鼓励。

　　笔者曾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专家说，美国科研政策是宽进严出，鼓励创新，但是中国政策是严进宽出，一听就知道是不鼓励创新。美国曾花25亿美元去征求三个科学问题的答案，并且现在看来三个答案都是错的，这种宽容失败的科研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4、“官本位倾向”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为社会烙上了“官本位”价值准则，“学而优则仕”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种影响极其深远，甚至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有些单位的学术评价机制，不是由学术机构按照学术规则来操作，而是由行政领导以官场规则运作。科技人员的价值评价，也不是以他的学术能力和贡献来评价，而是以他的行政职位的高低来评判，行政职务作为奖赏品已是普遍现象。

　　优秀科技人才的“官本位”现象，一方面扼杀了大批科技领军人才的创新力和科研生命，另一方面造成大批一线科技人员因为没有官职和行政级别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科技资源，使科研工作难以展开，致使科技人员的精力不能专心集中于科研，而是想方设法弄个官当，严重败坏了科研风气，腐蚀了科技人才队伍。周光召曾痛斥科研系统“官本位”现象：“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5、“唯洋是崇”

　　在2013年上海书展学术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位负责人在会上说，“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有95%以上不在国内发表”，而是“借助国外同行把它发表出来，同时，国家每年还要花很多外汇把这个成果买回来用于支撑我们的科研教育”。

　　仔细观之，当前国内许多学术机构，也把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重要的学术评价指标，甚至在国外发表一篇可以抵得上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几篇。在某些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如果没有海外经历，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经费待遇、学术声誉等也会受到重大影响。这种“唯洋是崇”的评价机制，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陷入的一个误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借鉴国外先进文明成果是必然的，我们无须逃避与国际接轨，但要避免一刀切式的“全面接轨”。笔者认为，学术界与国际接轨，坚持“以我为主”是最重要的。做到以我为主，首先要有理论自信，不能“言必称希腊”；其次要提高本国科技人员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第三要借鉴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建立中国特色的开放式的评价机制，如基于同行评价的人才评价系统等。

　　（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