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正是通过大规模、系统化职业教育，德国创造了质量型的制造业人口红利优势。“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外界誉为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它与培养工程师摇篮的大学体系（尤其是专科大学）一道，缔造了“德国制造”神话。

　　德国由此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行业标准—质量认证”体系，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细化出数万条行业标准，并严格监督其实施，成为了德国制造的品质保障。“一流国家定标准”，德国制造恰恰做出了生动诠释。

　　A

　　德国以职业教育立国，极为重视蓝领工人培养，“双元制”职业学校，是德国技术工人的摇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制造依托庞大而廉价劳动力，以廉价席卷天下，占领了全球制造业低端的大半江山。然而，随着人口红利渐渐丧失，中国制造能否持续、出路何在，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而德国制造，则以其高品质、高技术含量，长期踞守世界出口大国地位，独领风骚百余年。那么，德国制造傲视群雄，且长盛不衰的奥妙何在呢？

　　任何制造业都离不开两大环节：设计与施工。设计由工程师承担，而施工则依赖技术工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正如巨大的罗马斗兽场，没有天才设计者，就不可能有恢弘的斗兽场横空出世；而没有水平高超的施工者，就不可能期待这件宏大作品两千年屹立不倒。看似木讷的德国人，正是在美国等各路对手忙着外包之际，埋头苦干，扎扎实实积攒下了两大资本：一是强大的工程师队伍，二是规模庞大的高质量产业工人。那么，德国凭什么积攒下这般人力资本呢？

　　切莫小看了这些资本，尤其是蓝领工人。正是这两大资本，让德国四大工业支柱从汽车及配套工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电子电气工业到化工业，始终盘踞全球制造业高端。而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国，面临这样的困境：上千万技术工人岗位空缺，然而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透析德国独树一帜的教育制度可见端倪。德国以职业教育立国，极为重视蓝领工人培养，“双元制”（dual-track education）职业学校，是德国技术工人的摇篮。目前，德国约有30%的适龄青年上大学，那些不能或不愿上大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则去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其中又以接受“双元制”职业培训为主，将德国65%左右年轻人培养成熟练工人，成为德国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双元制”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职业培训，类似于学徒，企业是主导方，学校是辅助方，学制3-3.5年，每周3-4天在企业；1-2天在学校。德国法律规定：凡是完成了普通义务教育而没有继续升学的18岁以下青年，都必须接受义务职业教育。当前，德国有160万年轻人（66%）在348个企业进行产业培训。正是通过大规模、系统化职业教育，德国创造了质量型的制造业人口红利优势。“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外界誉为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它与培养工程师摇篮的大学体系（尤其是专科大学）一道，缔造了“德国制造”神话。

　　教育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劳动力的发展方向。德国初中毕业生半数以上进入职业技校学习；而中国约七成年轻人把上大学作为毕业后的主要去向，只有不到二成的高中生打算报考职业技术学校。这样，中国遭遇技工荒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此为镜，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最大课题也在人才：一是培养高水平的制造工程师，二是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制造工人。中国制造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到了必须主动调整，从享受大规模人口红利，到培养大量高质量工人的阶段，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相协调。打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新型职业教育体系，是保障中国制造可持续发展并升级的要害。

　　B

　　与德国相比，中国职业教育令人堪忧，年轻人愿意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意愿低，个中差距缘何如此之大

　　以“双元制（企业+学校）”为核心的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缔造了德国制造神话。德国逾六成青年接受职业教育，构筑了其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庞大根基。相比之下，同样急需大量高素质产业工人的中国制造，却遭遇“用工荒”和“找工慌”并存的尴尬。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令人堪忧。年轻人愿意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意愿低，个中差距缘何如此之大？

　　中国职业教育不受青睐由来已久。四大掣肘足以打消青年人对职校的就读意愿：一是无职业保障。就读职业学校，与职业机会无关，与职业稳定度无关，职校毕业即失业现象普遍。二是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在我国，学历文凭是获得很多就业机会的准入凭证。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不接轨，职校因处于学历金字塔低端，令很多青年梦想跌倒在起点。文凭，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了横亘于前的一道鸿沟，人为地割裂了职校生的上升空间。三是收入不高。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学历成为影响青年人起薪水平的决定因素；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学历越低收入越低，居民收入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关系。四是无社会地位。职校学生职业前景多为产业工人。

　　同为职业教育，“德国模式”却令人耳目一新：

　　一是提供就业机会。就读于职业学校的学生，经过“企业+学校”3年到3年半学徒培训，半数得以在实习公司留任，成为具有资质的产业工人。这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企业来说，容易获得所需的熟练工人，降低了员工招募成本，磨合期短，培训成本低，所训学徒熟悉工种，与职位所需技能配比度高，对企业忠诚度高，创新性强。

　　二是有职业发展空间。从职业晋升路径看，产业工人通常有三个职业发展阶段：职校学生是“apprenticeship（学徒）”，毕业意味着“学徒”生涯结束；“学徒”结束后，进入“Journeyman level（助理级）”；经过数年实践，“助理”可申请考核，成为国家认可的拥有高级资质的“Master level（师傅级）”。一旦晋升为“师傅”，即拥有本行业自立门户的资质，并具备带“学徒”的资格。在某些行业，“师傅”之上还有“Master Plus level（大师级）”。从学历上看，德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立交桥极为畅通。职业学院是典型的职业性高校，是“双元制”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1995年，德国政府决定，职业学院毕业证书为德国高校毕业证书，与专科大学证书等值。

　　三是收入不菲。调查显示，德国蓝领工人平均每小时薪酬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一位“师傅”级的高技术产业工人，其收入与高级工程师等量齐观；如果自立门户，其收入可能大大高于高级工程师。

　　四是拥有社会地位。德国社会普遍认为，人才的定义范围并非局限于前沿行业或学科的领军人物，更包括在普通行业中发挥专长的个人。这种广义的人才观和平等尊重的社会共识，是德国有大量年轻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成长为优秀产业工人的社会基础。一旦产业工人经过努力晋级为“师傅”，便受到社会普遍尊重。

　　自古以来，中国素出能工巧匠，亦重师徒传承。倘若有朝一日，中国职业教育能在古今中外传统上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与高等教育兼容；学生实践机会充足，毕业生收入体面，能获得社会认同；拥有平等竞争机会，通畅的晋升渠道，那么，中国职校还用担心门可罗雀吗？中国企业还愁招不到高素质工人吗？从后备军角度看，“中国制造”PK“德国制造”，说易不易，说难不难。

　　C

　　德国人将“以质取胜”视为生命线，在设计上大力创新，在质量上严格把关

　　德国制造之经久耐用，确乎举世闻名。或许有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制造植根于其老牌工业之基，中国区区后来者，纵使快马扬鞭，何以追赶得及？殊不知，百余年前，德国制造也曾是“假冒伪劣”代名词。为抵制德国货，1887年，英国国会通过《商品法》，勒令所有进入英国和其殖民地的德国产品，一律须打上“德国制造”印记，成为被英国人刻在其额头上的耻辱刺青。

　　那么，德国制造，从价廉劣质到优质品牌，这条咸鱼如何翻的身？从历史探微而去，德国应当感谢英国，是那部《商品法》让德国人幡然醒悟，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德国人，自此将“以质取胜”视为生命线，在设计上大力创新，在质量上严格把关。屈指几十年，英国人就惊讶地发现，从相机、刀具、啤酒、钢琴，到玻璃、水泥、钢铁、药品，德国产品成为了生活必需品，且质量上乘。那么，“德国制造”最终让老牌英国工业哀叹的奥妙何在？

　　突破口在于标准制定。痛定思痛后的德国人意识到，标准是质量的象征，标准是品质的保障。1918年，德国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制定发布了第一个德国工业标准“锥形销”。迄今为止，德国人发布了2.5万个工业标准，成为“DIN标准”。德国每年大约制定1500个标准，这些标准成了德国产品的品质保证。

　　还看中国制造，缺乏行业标准恰是陈年痼疾。当年“三来一补”大行其道，促成了大批按图索骥的中国制造，动手不动脑；后来，大批三资企业涌现，将外国标准乾坤挪移，上演一出又一出“外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剧本，标准仍牢牢控制在异国之手。30多年来，中国制造工艺大大改善，但许多行业没有自主制定的工业标准，结果只能任由外国标准呼来唤去。

　　中国制造莫非从无标准乎？不！看河西走廊，张掖大佛寺以木质构造历经大震千年不倒，嘉峪关历经数百年风霜傲立至今，何哉？从斑驳但整齐划一的砖头缝里，人们依稀可见泥瓦工匠姓名刻于其上，不由得恍然大悟：当年的建筑标准，其实是朝着长生不老看齐；当年的建筑匠人，其实是提着全家人的身家性命在干活。

　　世上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之时，当学习德国制造优秀经验，引导产业制造中国标准，何愁中国制造品牌不立？视质量为身家性命，则中国制造会像德国制造一样屹立世界。（作者系湖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