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善

　　诚信即诚实与守信，分而言之，诚是真实不欺，信是遵守诺言。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周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已经意识到诚信在人的进德修业中的重要作用。诚信成为一个理论范畴，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把诚信作为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把“言必行，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弟子的言行规范，把诚信作为做人立世的基点；同时，孔子还把信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先后回答“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讲信，一方面指诚实无欺，一方面指相信、信任。孟子在孔子“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强调诚信内在的真实无欺的含义。“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信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追求诚信是做人的途径。最先将“诚信”连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时期法家人物管仲，《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团结天下的纽带。《管子·立政》：“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将诚信当做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诚信的作用，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诚是信之体，信是诚之用。历代家训都把诚信作为做人之本，明代彭端吾《彭氏家训》：“人只一诚耳，少一不实，尽是一腔虚诈，怎得成人？”诚信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在古代，诚信不仅是交友之道，也是从业之道，治国之道，同时也是经商之道。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作为十大商帮之一的徽商，独掌中国商界之牛耳，靠的就是“经营信为本，买卖礼为先”的商业文化精神，重然诺，守信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

　　20多年来，我国面临社会转型，在社会主义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君书·算地》）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盗版剽窃，公共道德淡漠，严重损害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信用基础，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导致了道德主体迷失。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说，“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社会调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诚信建设刻不容缓。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是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荣八耻”，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也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明确了诚信的重要性。但是现代诚信建设不是对传统诚信的简单重复，市场经济交换、开放的特点，决定了基于道义范畴的传统诚信无力整合亲情血缘之外的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和全体公民必须遵守诚信，并以此作为基本义务。传统诚信是道德自觉，现代诚信是制度要求。现代诚信建设必须从个人道德层面转入社会制度的建设上来，必须从“愿不愿为”转变到“必须为”。诚信与市场经济同根而生，亚当·斯密说过：“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道德情操论》）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是政府取信于民的真正法宝。

　　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个人诚信是社会体系的根本，商业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主体。“官长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奸匿绝。”（王符《潜夫论》）政府诚信的建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政府诚信是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的起点，是取得公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构建政府诚信，必须以法律来规范权力，确立法律至上、法权原则等法治理念。构建政府诚信，除了根本制度和法治保障，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法规来实现，行政公开和行政公正是政府诚信建设的有效途径。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振，政无信不畅，国无信不兴。在当前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思想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大力推行诚信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势在必行。加强诚信教育，诚实守法致富，公平有序竞争。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培育诚信文化角度切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系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