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前些日子，深圳上演了一出扶跌倒老人却被讹为肇事者的闹剧。司机的好心换来的不是老太及其家人的感谢，却反被诬为肇事者，令人心寒。社会舆论对这类讹人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扶不扶”也成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的面试题目。换一个角度看，讹诈救助人者仅仅是出于道德层面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扶不扶”难题，表面看也许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其成因很复杂，是由多方面问题积聚已久而成，或直接，或曲折，它跟社会保障有关，跟利益有关。本期“思与辨”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 主持人： 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记者）

　　■嘉 宾： 上官酒瑞 （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王 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羽 戈 （青年作家、社会文化学者）

　　“扶不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在根本上是一个“信不信”的难题

　　主持人：扶不扶摔倒的老人，这在有着尊老敬老传统的中国社会，本不应当成为探讨的话题，但现实却是老人摔倒无人帮扶的现象屡屡发生，并促使“扶不扶”持续成为公共议题，其实这挺尴尬的。有一些人认为，是讹人的老人让这个社会更冷漠了，去扶了，怕被讹诈，好心得不到好报。大家如何看？

　　上官酒瑞：“扶不扶”现象集中反映了社会上呈扩散和传染态势的“助人恐惧症”。在实质上，这种“恐惧症”背后是人际间的信任缺失和焦虑，因为人们担心助人后被“讹”、生怕帮人后被“诈”。南京“彭宇案”等在各类媒体聚焦下得到了迅速传播，这在客观上给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好人没好报，做好事没好下场；形成了一种暗示，即不要轻易相信他人，要时刻警惕保护自己免遭诬陷。很多人恐惧成为下一个“彭宇”，不再信任他人，不再救助他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一部分人的行为逻辑。这种不信任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在社会上大面积传染。 “扶不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在根本上是一个“信不信”的难题，而信任焦虑又反过来助推“助人恐惧症”的扩散，导致社会陷入信任迷宫和道德困境。

　　因为老人讹救助者，就认为社会冷漠了，可能过于简单，毕竟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现象还是极少数。

　　羽戈：将导致社会冷漠的罪责推到倒地的老人身上，显然是不成立的。拿“彭宇案”来说，在我看来，它不是恶因，而是恶果。那种人性的冷漠，早于“彭宇案”而生根发芽于看客的心头，甚至“彭宇案”的生成，即源于这种冷漠所形成的社会思维。“彭宇案”只是令看客为自己的冷眼旁观找到了貌似正当的借口。

　　王琳：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关爱。但路人害怕被讹诈而拒绝救助摔倒的老人，又让老人失去了应有的关爱。从比例来看，“好心帮人反被讹”的例子一定是少数。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里，网络传播的跨地域特征和放大效应，使得这些个案所包含的负面信息被凸显出来了。总体上看，老人对帮扶者报以感激的，还是多数。

　　在看病贵的条件下，道德最后屈从于利益，违心地选择讹人

　　主持人：扶摔倒的老人反被讹的事，在社会上时有发生，春晚小品都把节目搬上了舞台。讹人者理应受到道义和良心的谴责，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想一想，讹诈救助人仅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羽戈：讹诈救助者，原因多多，缺德只是其一，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那个。有时是头脑问题，如倒地的老人有些发晕，认错了人；有时是制度问题，如倒地的老人没有医保，无法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只能昧良心，恩将仇报。所以，我们做判断时应该考虑人性深层的弱点，而不是流于表面、流于口号。

　　王琳：从老年人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来探讨因摔倒而引发的讹诈，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我认为是老年人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尤其是对一个日益陌生人化的社会充满抵触情绪。在他们的社会经验里，一辈子主要时间都在跟熟人打交道，也主要依赖人际关系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对于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的路人帮扶，老人们缺乏法治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加之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家庭的负担与压力居高不下，一些老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极度缺乏安全感，从而导致了老人讹诈帮扶者的个案一再发生。

　　上官酒瑞：对救助者进行讹诈是不诚信、不道德的表现，是对社会爱心的粗暴践踏，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应受到道义审判和良心谴责。不过，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去年沈阳的一位老人被撞后说了一句话——“我有医保”，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即个别老人对救助者讹诈是迫于经济压力，是对自己跌倒受伤后缺少医疗保障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有些老人在讹人之前肯定进行过思想斗争和道德抉择，但在看病贵的条件下，道德最后屈从于利益，违心地选择讹人。从这个意义看，医疗保障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了一些老人的讹诈行为，而讹诈现象又直接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进而强化了“助人恐惧症”。这样的因果链关系说明，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摔倒的老人充分支付医疗成本，那就要在社会信任和道德方面支付更加高昂的成本。

　　还有一些老人跌倒后，首先想到的是儿女的“脸色”，怕给儿女添麻烦，在这种心理下，就将扶自己的人当成了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希望减轻儿女的“负担”或者某种不耐烦。

　　人心之疾，终须人心来医

　　主持人：明乎此，国家、社会各方可以做些什么，如何解决老人讹诈救助者的问题，让大家不再为扶不扶而纠结？

　　羽戈：记得去年北京市民政局曾推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针对在北京生活或工作的老人，保险费为17元/份（一些低保人员，由市政府出资投保），期限一年，投保者倘在公交车、出租车、地铁、公园等公共场所发生跌倒、摔伤等意外伤害，均可获得保险赔付，最高可获20万元。这便是善政，用制度规约人心，虽不能根治世道人心的病症，至少有所遏制。

　　人心之疾，终须人心来医。有一个段子，说老人摔倒了，如果没有人扶他，他自然无人可讹；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去扶他，他同样无人可讹——不知该去讹谁。冷漠的解药，是爱心。制度只能预防恶，爱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善意。

　　上官酒瑞：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健全相关的制度体制、优化媒体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面，加不知该去讹谁。冷漠的解药，是爱心。制度只能预防恶，爱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善意。大力度、提高水平，健全老年人的医保体系，这有助于增强摔倒老人对生活确定性的预期，降低对高额治疗成本的“恐惧”，这对终结“助人恐惧症”、净化社会道德环境也具有一定的功效。通过立法对帮扶者进行司法保护和救助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深圳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提高了讹人者的违法成本，对那些愿意施予爱心和善德的人给予了保护。

　　王琳：政府层面，当然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让老年人老而无忧，老有所乐。司法层面则应以司法公正来为帮扶者提供坚实的保障，让那些讹诈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警示和预防讹诈的发生。若有可预期的法律为后盾，路人自会逐渐恢复扶人的信心，社会的整体向善之心也才能更好地被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