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固有的物品属性与运行机制，使其具有倾向合作的自动化力量，法官因势利导地利用有利于提高调解率。

　　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调解率高的态势。近十年来，一审调解撤诉率一直维持在60%以上，2013年更是达到68.45%。一般的解释认为，调解率高是文化因素和司法政策共同达致的，其中，文化解释模式多将民事和解视为传统文化作用使然；功能主义则将调解视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司法政策和权力运用的策略性手段。

　　上述解释有其合理性，却并不充分，甚至不是决定调解率的关键性因素。首先，它无法解释外部力量的同样作用下，不同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为什么大相径庭？比如：公司纠纷案件就调解困难、成功率低，一般侵权案件的调解率也远远低于知识产权纠纷。其次，它也无法解释传统文化资源影响程度不同的案件，调解率却呈现出同样程度的高，比如：婚姻家庭纠纷、合同纠纷的调解率都比较高，前者发生在“熟人社会”，后者则出现在“陌生人”之间。

　　不同案件的调解率与其案件固有属性相关联，只有充分揭示其逻辑机理，才有可能真正寻找到推动调解率的持久动力。知识产权案件调解率高与知识产权固有的物品属性相关。

　　其一，权利的模糊性与宽容心态。知识属于社会合作产品，相容性、共享性是权利存在的逻辑起点。在权利的设定上，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来都预留了公共性的通道，权利并非非此即彼，交叉、并存是存续的常态。知识产权通常要借助于有形化的权利语言来表达，比如专利通过权利要求书，著作权通过思想的表达方式。这些固化的语言具有与生俱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非边界清晰、一目了然，权利的厘定与求证代价高昂，甚至不可能。基于此，知识产权侵权呈现出固有的社会宽容心态，按照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守廉的说法，公众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较之其他非法行为亦更为宽容。

　　其二，权利的可通约性。知识产权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多人不同目的之使用，并不减损其效用，知识产权侵权并不会导致权利人占有、使用和处分权的动摇和瓦解，而只是影响了收益权。可以理解为是知识产权许可价值的侵害。许多情形中，许可价值的实现正是权利人追求的利益。原因在于：权利人具有所有权的优势，却未必具有生产经营，或开拓市场的能力。当许可市场的事前交易成本过于高昂时，发现侵权要比发现需求更具成本优势，知识产权侵权和放任侵权，就会成为双方缓解交易成本的替代性选择。诉讼中的调解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权利之间的事后通约，只要侵权补偿是充分的，许可利益并未受损。

　　其三，“威胁价值”和合作剩余。在知识产权纠纷中，被告惯常的策略是申请商标、专利无效，或者就作品独创性、商标显著性提出抗辩。权利的不确定性使得原告与被告都有制衡对方的“威胁价值”，尤其是权利人，被置于判定无效的风险中，决定了妥协的可能性。通常认为，双方谈判范围过于狭小时，结果会过于不对等地偏向具有议价能力的一方，制约了调解的可能性；一旦将谈判事项扩展，相互制衡的权利反而会促进双方寻求“下台阶”，增进“合作剩余”。我们的一项调查表明，过半的调解超出原告诉讼请求，通过采取一揽子交易需求合作联合收益，比如：原告优待处置侵权产品，不召回流通产品；原告放弃进一步的检举揭发；被告撤回和放弃知识产权无效申请、权利异议主张；双方合作防范第三方侵权；被告不侵权保证与未来侵权赔偿的计算，等等。

　　其四，知识产权司法定价的可预期性。知识产权普遍存在度量成本高、定价困难的现象。在我国，中介评估市场发育不良，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尚不健全；现行行政指导价格计划色彩浓厚，定价偏低。相反，司法定价具有了某种优越性。每一个判决都是对给定知识产权的估价，就特定单个或者几个案件而言，司法赔偿数额有可能偏高或者偏低，但是，对不同案件类型进行整体估价时，总能得出其赔偿中位值。法院基于经验知识的累积，使其具有了公允定价的能力，成为知识产品度量困境中权威的选择。这一定价具有公开性和可预期性。当审判预期变得可以预估和计算时，调解可以降低诉讼成本，也就成为最佳的理性选择。

　　不同性质的纠纷，推动和妨碍调解的动因不同。知识产权固有的物品属性与运行机制，使其具有倾向合作的自动化力量，法官因势利导地利用有利于提高调解率。同时，不同的案件类型，有着与其相匹配的争端解决模式。长远来看，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通过司法调解来解决，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司法组织和管理成本，这种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未必是好事。更为可取的做法是，随着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和评估市场的完善，行业调解或许更为有效。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