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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民卿
提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价值观滋养,在构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发掘和继承这些优秀价值观因子,使之摆脱历史局限性,而赋之以当代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之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正确处理普适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文化与全人类共识的关系,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反映中国人民的理想愿望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此,如何充分发掘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资源,使之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是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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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建构逻辑和文化根基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殊性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普遍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并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文化合法性前提,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不断否定、限制、侵蚀着民族文化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是要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既要大力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巩固民族文化认同,又要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丰富发展自身。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逻辑和思想精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建构逻辑和文化根基。中华文化历来是在异质重构进程中不断融合创新,是一个融合和淘汰、萃取和扬弃、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心扩散与外来融合并存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一方面坚守已有的优秀文化内容和核心文化理念,使之沉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因子,作为判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依据和标准;另一方面用自己的优秀文化去感染、引导其他文化,并吸收其优秀成分,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实现文化的异质重构和综合创新,在不断扩大文化系统的同时建构新的文化形态。春秋时期的中国,夷狄文化观,体现了中国文化形成时期中心扩散和萃取吸收的融合过程。汉代儒学的系统化,就是诸子百家融合的结果,儒学文化坚守了自己的核心文化理念,同时又充分吸收了道、墨、法等诸子思想。唐朝时期,儒、释、道三家逐步融合,外来的佛教文化经过几百年融入逐步获得中国化形态,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与中国既有的儒道文化实现一体化。宋代理学,中国文化将儒学的人伦文化、道家的自然思想和佛学超然思维混成合一,打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人伦与自然、圣贤文化与智者文化的联系。近代中国,西方各种先进文化引入,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文化经过鉴别、淘汰、融合,最后同中国文化实现异质融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构建和弘扬,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逻辑的当代延伸,也必然是一个异质融合、综合创新的过程。为此,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古化,而是要立足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弘扬其思想精华并赋予其时代价值,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优秀成果并使之同中华优秀文化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提供合理的价值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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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丰厚沃土
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合理判断予与取,正确处理得与失,涉及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社会与自然、现实与未来、本土与外来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方面都留下丰富的优秀内容,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和思想沃土。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以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归宿,以忠于国家为根本。《大学》“三纲八目”君子之道的主旨,就是立足自身,奉献社会,忠诚国家,放眼天下。君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谋求道德人格的高度完善;“格物致知”是前提基础,获得知识积累和提高,“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心环节,达到自我人格和能力的提升,最终目的和归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社会、国家、天下。孝是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所谓“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明确提出孝的三个境界,“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成就事业统一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个人提升为立足点,以服务社会天下为己任。中国文化注重个人,但是注重的更多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是服务社会、报效天下的知识丰富和能力提升,而不是外在的物质积累、财富增值,是公德之心而不是私利之欲。因此,其价值观走向是建立在个人完善之上的集体主义,而不是追逐个人私利的个人主义。
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倡导以诚信为根本,以仁爱为核心,以仁恕为原则。以诚信为做人的根本,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以道义为人生行为的规则,追求正道仁义,讲究舍生取义。在博爱、平等、民主问题上,当代学者多以博爱为西方之发明,其实中国文化早已把仁爱、博爱提高到极端重要的位置。儒家学说就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主张仁者爱人,内圣外王,倡导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攻伐;墨家强调博爱平等,提出兼爱论思想。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上,讲求仁恕原则,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社会治理、自然与社会、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坚持以民为本,倡导中庸和合,追求和而不同。在处理不同社会群层关系及个人处事方法上,反对走极端,倡导致中和,提出“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君民关系上,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限于时代约束,民本而不是民主,君轻但是君主。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坚持以人为中心,重人事轻天命,“天道远,人道迩”。坚持道法自然,谋求人道与天道的互动相通,把人伦之道的中庸和合上升到天道即自然规律的高度,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通过尽己之性、尽人之性,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些文化理念扩展到本土与外来、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倡导和合共处而不是相互攻伐侵略。
在现实与未来关系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强调以理想为牵引,以务实为根本,追求务实理性与宏大理想统一。儒家文化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达到“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必须脚踏实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既有拯救天下之宏愿,也有从脚下做起的耐心。在社会发展上,既追求理想性的大同社会、王道政治,更注重从小康之家出发富民教化。正是这种把放眼长远与从实际出发、追求理想与从小处着手统一起来的文化特点,使中国文化虽然倡导理想信念的追求但却不耽于空想主义。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价值观滋养,在构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发掘和继承这些优秀价值观因子,使之摆脱历史局限性,而赋之以当代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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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培育路径和方法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提倡人人皆可为尧舜,讲求通过个人道德修为实现人格完善,形成了一系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方式方法,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法借鉴。
注重标准力量,强调榜样作用。中国文化中历来重视道德教化,实现教化的首要步骤就是树立标准、确立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为此,提出了圣贤标准、君子人格、大丈夫风范等,诗、书、礼、乐、易、春秋、论、孟、雅、孝等经典都记载了诸多道德规范。规范是文字的记载,而榜样则是具象化的标准,孔子把尧舜禹汤文周等作为圣贤的样板,要求人们恭敬效仿、见贤思齐;孔子本人在当时就已经被视为代表天道的“木铎”,后人更把他作为圣人典范加以推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也必须有明确标准,“三个倡导”就是它的基本内涵。
注重个人修养,强调自律慎独。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德性文化,以内在的道德修为、人格养成为根本,强调立足自身,正心笃志、崇德弘毅。周易在乾卦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强调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知己而患不能;孟子反复强调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养成大丈夫人格,弘扬“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意识。注重自身修养就必然要重视自律自觉,做到正心诚意就必须要以慎独来约束自我,“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些修养方法对于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在当今利益多元、诱惑繁多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加强自我约束,重视人格完善。
注重文化氛围,强调环境营造。个人的道德修养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需要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成长环境的选择,文化氛围的营造。孟子在讲到要教育宋国国君向善时提出,宋君身边皆善者则君王自然为善,君王身边皆小人则君王难为善人,“子谓薛居州,善士也……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孟母就很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不惜三迁以为孟子创造更合理的成长环境。价值观需要渗透在日常生活情景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形成有利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与生活融为一体,“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注重潜移默化,强调润物无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道德涵养,注重滋润养育之功,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渗透熏染。朱熹讲到“就平易明白切实处玩索涵养”,《明史·骆问礼传》讲到“涵养熏陶,自多裨益”。“虚心涵泳”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合理的道德涵养方法。朱熹讲到学者要“虚心涵泳,切已省察”;曾国藩指出,涵者好比春雨润花、清渠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在心神合一的状态下沉潜其中,反复玩索,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获得其中的趣味精髓,实现思想智慧和道德人格的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要充分借鉴这种涵泳的方法,使之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头脑当中,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逐渐成为一种思想共识和行为遵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