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知道某些事有悖于自己的准则，人们也会沉迷于其中。每个人都似乎具有两个我，随时可以像变魔术似的展示自己的正面和反面。

　　在当下文化界，知与行出现了分裂。即使知道某些事有悖于自己的准则，人们也会沉迷于其中。每个人都似乎具有两个我，随时可以像变魔术似的展示自己的正面和反面。

　　在不涉及行动时，学术界的衮衮诸公几乎个个爱憎分明，人人良知充盈。谈及腐败，必做憎恶状。说到不公，总是义愤填膺。臧否权贵，常常毫不留情。在公共场合，一旦有谁开了抨击时弊的头，现场的气氛就会变得活跃。单看这种人人喊打的架势，你会觉得腐败早已成为过街老鼠。

　　公正地说，他们并非在表演，而是在抒发心曲。然而，假如由此认为他们与腐败无缘，你就会错得离谱。一旦机会来临，有些刚才还在喊打喊杀的人就会秘密转身，如白骨精般露出原形。此时，是否腐败已经不是问题，关键之事是具体的行动策略和路径。谁的手段高明，谁获得了成功，谁就会成为膜拜的对象。最污浊者，常常最受尊崇。判断是非的尺度完全颠倒了，各显神通的他们不再遮掩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地带。 对于他们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完全失效了：知是行的前奏，行也不反映是知的工夫。有鉴于此，钱理群先生曾称当代文化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谓精辟。其实，这是我们普遍的精神症状。有人把上述现象进行归纳和分类，总结出中国人的十大矛盾：譬如，讽刺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等等。

　　在文化界，这类现象不但存在，而且更加严重。人们并非不知道清洁与污秽的区别，而是特别善于宽容自己。面对腐败、不义、灰暗，我们都是知道主义者，很少是行动派。涉及个人利益时，更倾向于无原则的宽容，似乎个个都拥有自我赦免的特权。即使偶尔意识到自己的滑稽，也会迅速原谅自己。如果有人太不识趣，吾等会拿出最后的撒手锏：这是体制问题，根源不在渺小的众生。有了如此深刻的借口，剩下的事情就又顺理成章了。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阳光下的事实。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转型期中国的复杂局面已经转化为内在的人格状态。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远比他人复杂，因而更加集中地反映这种时代症候。面对知与行的脱节乃至分裂，我们也许找不到终极的解决方案，只能寄希望于具体的行动。（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