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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2.84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2万亿元。在央行不间断定向宽松的同时，我国社会融资增长放缓，显示出风险厌恶型收缩迹象，值得高度关注。
债务负担加剧致社会融资风险厌恶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体经济债务杠杆率出现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报告，2012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至70%的平均水平。今年1至6月，我国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长16.5%，高出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7.9个百分点；其中，利息支出同比增长11.2%，较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应该看到，我国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融资需求。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季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6.6%，较上季度下降了4.9个百分点，企业借款意愿创出2004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而同时，债务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增加，金融机构资产风险暴露可能增大，也降低了社会融资供给。今年前三季度，受信托业兑付风险急剧上升影响，我国信托贷款同比少增1.23万亿元；而金融机构表外融资意愿下降，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少增5173亿元。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社会融资或正陷入风险厌恶型收缩。
尽管如此，宽松货币政策难以真正缓解风险厌恶型社会融资规模收缩。通常来说，虽然紧缩型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时效果明显，但是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时则力不从心，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调节存在不对称效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但历经5年多时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依然无法恢复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2009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冲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政策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企业债务杠杆上升、产能过剩加剧等问题。特别是在实体经济杠杆率上升同时，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会触发资产价值崩溃并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的明斯基时刻，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及时从适度宽松向稳健回归，有效避免了债务规模不可控制地扩张。不仅如此，在金融风险顾虑下，金融机构扩大社会融资供应的意愿不足，某种程度上存在“惜贷”情况，宽松货币政策也较难刺激金融机构放贷意愿。这个情况在我国金融历史上也曾一度出现，在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前，即使金融管理部门多次窗口指导，并出台多项宽松政策，依然无法提升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意愿。从根本上说，全面宽松货币政策是以实体经济债务加杠杆为手段，与债务去杠杆背道而驰，在企业债务负担日渐加剧趋势下，实为南辕北辙式的应对措施，因而难以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综合来看，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蚕衷谟幸恢制毡榈墓鄣悖褪侨衔蟪鞘兄栽匠ぴ酱螅耆蔷霉媛稍谄鹱饔茫ü婊吹骺爻鞘械墓婺J遣换嵊惺裁葱Ч摹K裕惫裨骸豆赜诮徊酵平Ъ贫雀母锏囊饧分刑岢龆源笾行〕鞘惺敌胁畋鸹浠д撸慈娣趴ㄖ普蚝托〕鞘新浠拗啤⒂行蚍趴械瘸鞘新浠拗啤⒑侠砣范ù蟪鞘新浠跫⒀细窨刂铺卮蟪鞘腥丝诠婺J保讣凑欣戳诵矶嘌д吆兔教宓闹室伞?
北上广深这样特大城市的畸形生长不仅与市场有关，也与政府资源人为配置的不均等有关。故中国城市的合理发展，首先政府要消除人为的资源分配不均。除此之外，从经济学理论看，市场的力量很重要，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城市病不仅有计划的因素，也可能是典型的市场失灵，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来调节，而规划就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
为什么政府的规划一再失灵？笔者以为，不是规划没有作用，而是规划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回过头来再看看国务院提出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如果仍然与以往一样，规划只停留于纸面而缺乏有效的配套改革措施，那么，到头来这一政策恐怕也还会沦为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那么，到底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呢？
第一，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现有政策下，公共服务的筹资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小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少，公共服务水平自然无法与大城市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凭什么要选择在小城镇落户？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也要均等化。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提高公共服务的统筹层次，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最好实行全国统筹。
第二，要做好产业布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讲究“县际竞争”，大城市有丰厚的财力，可以对大企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其结果就是大城市的产业越来越强，而小城市无法与其抗衡，就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对“县际竞争”的“招商引资”模式进行反思，政府要对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第三，要处理好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城市发展思维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老把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的发展切割开来，以为只要把更多资源、更多资金给了中小城镇，它就发展起来了。这是错误的，事实证明，脱离了大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就没有了动力源。所以，最重要的是推进包括诸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打通和公共服务的接轨，比如建设大城市与周边小城市之间的高铁或高速路连接，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覆盖等等。
第四，要处理好“逆城市化”问题。如果一个北京市民想把户口迁到武汉或者迁到农村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这种想法的实现很难。市民要把户口迁到武汉，按理说这既符合资源自由配置的经济原则，也符合国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规划要求，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武汉未必愿意，因为武汉更希望对进入人口进行筛选；二是市民本人也不一定愿意，因为他要考虑各种养老、医疗、子女入学能不能顺利迁移到武汉。而城里人要想到农村生活，恐怕会更难。因为现在政策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子不能卖给城镇居民，既不能自己盖房，又不能买房，城里人到农村去住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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