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司法必然就会有冤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只能说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和提高技术水平，达到减少和无限接近于杜绝冤案，所以，面对冤案可以愤怒，但还得学会保持理性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即将启动重审程序，被以“故意杀人罪”枪决18年后，当年的杀人犯呼格吉勒图面临无罪判决的可能。这个案子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冤案的反思，以及对严打那个时代的反思。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达成两点共识：第一，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其特定的时间背景和空间背景的，这种背景决定了事件的合理性，抛开时空背景孤立地去看待一个事件，就很容易产生荒诞感。第二，人类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落入一些幼稚的穿越小说的俗套，拿着今人的技术和观念去欺负古人，除了暴露自己的无能与无知之外，没什么可自豪的。

　　有了这两点共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分析严打与冤案。有媒体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严打，这种归纳是否科学、准确不好说。但被学术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严打只有两次，一次是1983年的严打，一次是1996年的严打。这两次严打都是针对重大刑事案件进行的。

　　第一次的背景是文革之后，因为经历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一些人头脑中的暴力思维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强奸、抢劫、杀人等重大恶性暴力刑事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与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同志进行了几次谈话，最后确定了严打方针。这一点在刘复之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有记载。而第二次严打也是源于各种重大恶性案件的高发，著名的白宝山杀害哨兵抢枪案就发生在1996年。可以说，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强化了整个社会对严打的认同感。这就是两次严打的时代背景。

　　所谓严打与正常的打击刑事犯罪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从严，二是从快。从严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会顶格判，有死刑的罪名很可能会判死刑，没有死刑的也会判得很重。

　　我们现在的立法思路是减少死刑，全国人大常委会几次修改刑法都体现了这一点，死刑罪名不断减少。但是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死刑，包括对刑法的认识都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人认为刑法就是惩罚犯罪的工具，所谓的保障人权远没有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即使到了今天依然还有人认为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是有其时代特征和传承的，我们可以对一些今天看起来错误和落后的观念进行批判，但是不能否认这种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不能因为穿越小说看多了，就强化了观念上的优越感和代入感。

　　再说从快，从快的问题就更多了，它一方面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另一方面则要求司法机关尽快起诉和判决。公安机关破案的压力很大，加之技侦手段相对落后，就不免要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司法机关在从快的要求下有时也很难对案件的疑点和证据进行反复地推敲，再加上从严的要求，像呼格吉勒图这样的冤案就会出现。

　　我们今天可以说司法机关应当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因为疑罪从无是现在的司法理念。在二三十年前，疑罪从有曾在司法机关占据过主导地位。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我们的司法理念是在一点点地进步，一点点地变化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强化后人在道德与观念上的优越感，而无视一个时代的特征。

　　下决心纠正冤假错案，司法机关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也拿出了很大的勇气，毕竟一个年代久远的冤案牵扯到很多部门、很多人，这些人中有些应该承担责任，有些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从呼格吉勒图冤案拖了8年才即将启动重审程序，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错案纠正何其困难，需要怎样的决心与勇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固然看到了纠正错案的阻力，但同时更应该看到纠正错案的动力，而这份动力永远大于阻力，这也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希望的原因。

　　最后想说的是错案的追责问题。错案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所以错案之后由国家来赔偿。而个人要不要承担责任，恐怕要从他的主观恶意上来看了，毕竟无论是警察还是法官办案都不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国家。事实上，追究办案人员个人错案责任的难度很大，除非能证明当时办案人员是为了私利制造了冤案，否则只能承认他是职务行为。他在执行职务时出现了违法行为，应该由国家对其进行相应的追责，或者是法律上的，或者是行政上的。

　　冤案的产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根本上还是因为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有司法必然就会有冤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只能说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和提高技术水平，达到减少和无限接近于杜绝冤案，所以，面对冤案可以愤怒，但还得学会保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