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谈生意？”我问道。

　　其中一名稍微耸肩鞠躬。但不明其意。

　　再问道：“来意大利谈生意？”其实我问得有够笨，哪有人穿蓝色西装来度假的？

　　那人再次鞠躬。原来他听不懂。

　　“会不会英语？”

　　“哦……不会。”另一人以英语回答，同时身子微晃了一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三人全喝得醉醺醺的。我望了望最后一人，还没能说什么，他就朝我一鞠躬。

　　电梯依旧慢吞吞地往上爬，最终砰的一声，停了下来。“来，各位先生，八楼到了。前往硫磺岛的乘客请下车。”

　　三名日本人在过道处转身向我，齐声用意大利语说道：“您好！早上好！”

　　“祝各位早晨愉快！”我机敏地用意大利语回应，同时拼命按一号按钮。

　　赶到酒吧时，还有两分钟就要关门。不，实际上已经打烊了。服务生勤快得过了头，已经把小碟小盘的花生都收好了，而弹钢琴的也早已不见人影。

　　隔天早上，我转投民族大街的卡拉罗酒店。客房没电视，但有免费浴帽，而且每天要便宜上整整5万里拉。盥洗室极小，前所未见。门一关上，就只能任由淋浴器满室喷洒，洒在马桶上、洒在洗脸盆上、洒在昨天的《卫报》上，洒在你要替换的干净底裤上。这情形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来。

　　我先到大教堂转了转，这是整个镇的亮点所在。这里原是欧洲少有的雄伟景观，但现在却是游客和兜售贩不断涌动。1972年，我曾到此一游。当时也是人山人海，不过八月份原就该是旅游旺季。可现在是四月的工作日，人潮却更为惊人。

　　我步行到乌佛兹宫和领主广场，也到镇上其他旧建筑去逛了逛，但不管往哪里走，到处都是人群。他们总往二十米高空处眺望，上面到底有啥可观的呢？

　　这里有数以百计的日本游客——他们乘旅游巴士，一辆接一辆来，不单是拿着相机的传统中年旅客，还有学生、年轻情侣和背包客；而美国旅客简直泛滥成灾。不只如此，这里还有德国人，澳大利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英国人，一大帮一大帮的。一座城市到底可以容纳多少人呀？佛罗伦萨每年的旅客与国民比例是14∶1。如果旅客人数如此明目张胆地远大于国民，这些地方怎可能有其独特风采。一句话：不可能！

　　在佛罗伦萨，旅游质量下滑得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旧桥。旧桥横跨阿诺河，上有商店罗列，二十年前曾是银匠和珠宝工匠的栖身之所。当时氛围安宁平静，即便八月旺季，也能叫朋友坐在桥边栏杆，让你安心照张相（我就曾给史蒂芬·卡兹照过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游轮卢西塔尼亚号曾遭德军鱼雷击沉，击中前如有人问道：“海上冲过来的是鱼雷么？”想必人人竞相逃命，一片恐慌。而现在，这地方就像卢西塔尼亚号的甲板，乱得人仰马翻。塞内加尔移民占据旧桥的各个角落，兜售劣质珠宝和仿制的路易·威登行李箱。他们的货品摊开在棉被或黑丝绒上，偏偏推挤过桥的人群多得无法置信。我花了整整半个钟头横冲直撞，才硬闯过桥。然后这整个星期，我都绕道而行。

　　治理佛罗伦萨的诸位长老如要舒缓人潮压力，其实大有可为。比如让博物院每天多开几个小时，这样大伙儿就不用全挤到一块儿。现在我到乌菲齐美术馆去，得排个40分钟，然后跟一大群人龟步而行，引颈观画。内有几间展室以绳子拦起，照明全灭。他们大可多开几间展室，多展几幅画，分散赏画人群。1900年，乌菲齐美术馆展出2395幅画；今天只展出500幅，其余则深深锁起，几乎永不见天日。

　　话说回来，比起别的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就算再怎么令人苦恼，还是值得一游。该馆收藏的名作肯定比别的都多，不止有丁托列托和桑德罗·波提切利等文艺复兴巨擘的手笔，还有炫目瑰丽、扣人心弦却还不为人知的画家，如詹蒂莱·达·法布里亚诺和西蒙·马丁尼。前两位居然比后两位远为著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百年以后，也许这两对巨匠的知名度要对调也未可知。大师巨擘瞬即而来，倏忽而去。打个比方，你是否知道，当今最受推崇的十五世纪画家弗朗西斯卡，百年前还默默无闻？看过他的大作《乌尔比诺公爵》者，如不立即视其为惊世杰作，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但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虽然写过许多画评，也就只那么一回，轻描淡写地提过弗朗西斯卡的大名；另一位评论家沃尔特·佩特则只字不提；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所著《古典艺术》，这本堪称十九世纪艺术界圣经的巨著，则似乎完全不晓得有弗朗西斯卡其人。直到1951年，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肯尼思·克拉克发表其研究成果后，人们才开始真正欣赏其画作。卡拉瓦乔和桑德罗·波提切利的际遇也是如此。两位大家的作品束之阁楼，无人欣赏，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迟至1916年，人们才在乌菲齐美术馆的储藏室，无意中发现了卡拉瓦乔的名作《巴克斯酒神》。

　　我花了四天，在佛罗伦萨四处逛，努力去爱这个城市，但失败的时候居多。在波波里花园观看全城的屋顶——就是印在数千张明信片上的那片风景——景观极为壮丽。我也爱沿着长长的阿诺河漫步，但多数时候只有失望。虽然我能理解那一群群蜂拥而来的游客，但是，任何城市如果像佛罗伦萨那样优美、那样饱含历史底蕴、让像我这样的游客散尽千金，那这个城市就无权沦落得那么低俗。这里遍地垃圾，吉卜赛乞丐不断缠住过客乞讨，而塞内加尔籍小贩则占据了所有人行道，摆上他们的墨镜和路易·威登行李箱。同时，这里的车子往往有一半的车身摆放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要绕车前进，只有一再踏上马路。

　　在佛罗伦萨走动，感觉不是信步漫游，而是在障碍物之间惊险腾挪。这里的一切布满灰尘，急需清洗。意大利餐馆总是人满为患，昂贵不堪，而且态度欠佳。似乎没人热爱这个城市，连富人也随地抛掷垃圾，丢得坦然。游客越想看的城市，越不用心方便游客。怎么总是如此？佛罗伦萨市民怎么不把垃圾扫扫？怎么不弄几张长凳子？怎么不叫乞丐少点不依不饶？怎么看不出这样做的好处？全世界的城市中，佛罗伦萨的遗迹宝物最多：共计皇宫21座、深具历史意义的教堂55座、美术馆8所、博物馆20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佛罗伦萨境内的博物馆比整个西班牙还多，但整个城市的年度修复预算却不足1千万英镑，（其考古博物馆就曾在1966年遭受大水之害，单单该馆就有一万个亟待清理之处）难怪这城市多处显得失修失宠。

　　古迹遭到破坏，如非当局不尽责，就是无能或贪污所致。1986年，当局一拖再拖后，终于决定修复领主广场的鹅卵石。鹅卵石挖起送洗，送回后如同新石。不，的确就是全新的。据称原装的鹅卵石早已高价变卖，现在该成豪宅巨屋的车道了吧。

　　在佛罗伦萨，每条大街都有吉卜赛人的身影。这么多吉卜赛人，只有一个我不反感。有趣的是，这人是在我即将离开佛罗伦萨时，向我施展了妙手空空的小女孩。我不过就花了区区五秒钟，给她上了堂街头礼仪课，这小妞就能伸手入夹克，拉下口袋拉链，将两个装着旅行支票的小文件夹收入囊中。我没生气，反倒叹为观止。

　　我到火车站警局报案，但警员一动不动，他铁了心，不让美丽的星期天早晨被我破坏，要我改到中央警署报案。这家伙从没想过要出去把小贼抓来。我给他递了纸条，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中央警署的地址写下。

　　出得门来，我钻进出租车。车子在路上疾驰，师傅从望后镜瞥了我一眼，口音颇重地问道：“扒手？”中央警署这条线，明显是他的每周早课。

　　“嗯。”我回道，有点心虚。

　　“吉卜赛人。”他说道，发音不准，口气不快，还发出吐痰声。我俩的对话戛然而止。

　　中央警署的等候室就是间灰色小房，油漆剥落，天花板相当高。我等了一个钟头，一些后来的，反而比我先获得处理。最后，我只能到角落的小隔间去问问情况，却被人粗暴地叫回等候室继续等候。

　　我身上带着《佛多尔意大利旅游指南》，内附意大利语与英语对译短语。我扫了一遍，看看有没应付吉卜赛小毛贼的，但发现这附录充斥着一般旅游指南中看到的典型句子，如“哪里可以买到丝袜、城市地图、影片？”（跟我的购物清单一模一样！）和“我要：买剃须刀、剪头发、刮胡须，洗洗头，发电报到英国（美国）”。这些旅游对话彻底没用的程度，总是令我叹为观止。就说《佛多尔》这几句话吧，我来逐字引用：“请给我准备洗澡水，我7点、10点、10点半、正午、午夜、今天、明天、后天要洗澡。”试想，有谁会预订后天午夜的洗澡水？这书不教你怎么说“晚安”或“下午好”，但却教你怎样买丝袜，怎样全天候安排洗澡水。这些作者以为我们都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了？再瞧这段说明：“我们要个两人用的更衣室、海滩阳伞、三把躺椅。”为什么要三把躺椅，却只要两人用的更衣室？那谁要在外头更衣？

　　我总爱揣想到底是谁编了这个短句列表。按这架势看来，编者肯定是一对人到中年的英国男人婆，个性飞扬跋扈，穿一双结实的鞋子，剪一头卡通人物巴斯德·布朗的滑稽发型。这种人常可见于外国酒店，总是猛敲桌铃，总要求马上有人来搭理。她们鄙视所有外国人，觉得老外分分秒秒被蒙被骗，时时刻刻大声命令，所以编了这样的句子：“这个拿到公厕去”“进来！”“这衣服拿去洗（熨）”“给我拿肥皂、毛巾、冰水来”“含税在内，多少钱？”有些句子则明显泄露了她们不为人知的酗酒问题：“车站内有酒吧吗？”“一杯（一瓶）啤酒，外带”“给我拿瓶当地美酒来”“二十公升装的”。

　　这时，小房间人都走光了，还没人来搭理我，于是我走到最近的审问隔间。有个年轻警员抬起头来望着我，明显因为我在两小时内总共打断了他两次而不耐烦，问道：“你懂不懂意大利语？”

　　“不懂。”

　　“那你明天再来，到时会有说英语的警员帮你。”可他的英语水平完全可以应付。

　　“那两小时前你怎么不说呀？”我质问道，声音尖锐。

　　“明天再来。”

　　我再回到卡拉罗酒店，整个下午“欢快地”摸索意大利的电话系统，努力联系保险公司。美国运通说隔天早上可在其佛罗伦萨分行取得退款。他们说得把细节发到佛罗伦萨或欧洲的其他分行，只要文件处理好，就可以收到钱。我跟素有拜占庭帝国遗风的意大利银行交过手，对其运作可清楚了——除非你先填妥《客户心脏病发作表》并拿到三个柜台去逐一盖章，否则，就算你在意大利银行里心脏病突发，也别指望他们给你叫救护车。所以我马上叫她给个日内瓦银行的名字，毫不犹豫。她照办了。

　　隔天早上，我回到中央警署，等了一个半钟头后，给带到被称为“投诉室”的房间。一个年轻女士坐在巨型而古旧的手动打字机前，她表情亲切，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脸庞，问了我好多问题，包括姓名、地址、从何而来、护照号码、如何谋生、最爱的十部电影等等，然后花上数分钟寻找相应的键，仿佛这键盘有半英亩那样大。最终，她把报告副本递给我，好让我申请退款。至于原本嘛，肯定直接投入字纸篓了，这点我绝对不怀疑。

　　美国运通给我补上所有的支票，速度奇快。十五分钟后，我重回大街。

　　（摘编自《译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