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柏林电影节上，一部神秘的黑白电影《都灵之马》最终获得了银熊奖评审团大奖，影片讲述一个身有残疾的农夫与他的女儿在六天里的艰苦生活。他们一贫如洗，住在意大利乡村，遭遇干旱和风沙，家中只有一匹老马和几个土豆，水源也濒临枯竭，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着，等待着绝望的未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哲学家尼采。1889年1月3日，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卡洛-阿尔贝托街上，看到一个马夫打骂老马，那匹马一动不动，这个车夫叫朱塞佩·卡洛·埃托尔，他最终失去了耐心，用鞭子狠命地抽打它。尼采冲上去拦住了马夫，并抱住马脖子失声痛哭，从此他就疯了，十年间一言不发，直到逝世。这个哲学史上流传很广的典故，成为映照尼采哲学思想的经典文本。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根据这个典故创作了《都灵之马》，他认为人们只注意到了尼采，而忽视了那个马夫和老马，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抽打那匹马？他们的命运如何？对于贝拉·塔尔来说，“尼采在那匹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尼采就是那匹马”。所以这部电影讲的不是尼采的疯癫之谜，而是那匹马和马夫的命运。

　　影片展现的六天生活很简单，在第一天，农夫赶着马车回家，女儿帮他把马收回马棚。第二天风沙大作，老马不吃不喝，农夫无法出门，只好留在家里。第三天，一群吉普赛人经过这里，争夺井水，农夫赶走了他们。第四天，井水干涸，他们无法继续生存，老马不进食。第五天，父女准备收拾行李离开这里，但他们却因严酷的天气而半路折返，油灯也燃尽了。在第六天，父女两个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守着一个生土豆，在沉默中陷入绝境。电影最后在他们的沉思中定格结束。影片这种结构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呼应。根据《圣经》记载，上帝第一天创造了光，而在影片的第五天，光就消失了，第三天上帝创造了海洋，而影片中第四天却水源干涸。这种“反创世纪”的结构与尼采发出的“上帝死了”的世纪呼喊相对应。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而影片中到了第六天，父女已陷入濒临死亡的绝境。光与水的消失预示着神的缺席，但农夫和他的女儿依然艰难地谋求生存。最后剩下一个生的马铃薯，农夫要求女儿吃，这与女儿逼着老马吃杂草一样。“尼采的疯狂”本来是一个具有极高阐释价值的文本，但贝拉·塔尔偏偏不与这段传奇联系起来，而是把目光投注在马夫和马的象征意义上，这种传奇与绝境的对立，也让影片对尼采哲学展开了无声的批评。贝拉·塔尔没有全盘接受尼采的观点，也表达出对尼采的质疑，在父女二人艰辛的生活面前，尼采所谓超越理性，超越自我的充满精英理念的哲学，显得多么浮夸。

　　《都灵之马》中有穷苦人的艰辛，也表达出生命在最后时刻的尊严，这也是那匹马让尼采感动的地方：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而承受痛苦，却依然有尊严地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些场景被贝拉·塔尔用他最擅长的富有诗意的移动长镜头贯穿而成，浑然天成，震撼人心。影片中反复出现父女二人坐在窗前与窗外恶劣的狂风对视的镜头，彰显出生存的窘迫与无奈。这个脆弱的家已没有食物来源，他们只能依靠火炉中残存的火焰而生存下去。父亲在晚上甚至听不到蛀虫蛀咬木床的声音，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两个无人关心的人和一匹孤傲的马，他们抱着一丝希望活着。老农夫的右手已经无法使用，他的女儿每天都要给他脱衣、穿衣、洗衣、打水、煮饭……贝拉·塔尔详细展现了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庸常的细节。

　　贝拉·塔尔是当今欧洲首屈一指的风格电影大师，他善于发现底层环境中被遮蔽的美和细腻的日常细节，与商业电影追求鲜艳、快速和愉悦相反，他追求一种纯粹、简单的美，去挖掘人类最深邃而神秘的情感和动机。

　　影片体现出贝拉·塔尔对农村、乡间等前现代生活的关注与留恋，对穷苦人命运的深刻洞察力和淳厚的同情，对手工时代的生存方式、工作技能心存敬意。这些都体现在《都灵之马》的令人惊叹的细节中，那种让人紧锁双眉、仿佛要与主人公休戚与共的感觉，是普通电影无法带给我们的。影片几乎没有对白，全片充满了庄严而沉重的静默，犹如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的人内心中的沉思。很多观众觉得贝拉·塔尔的电影缓慢而缺乏戏剧冲突，但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却认为，对时间的尊重反而是对当代艺术的最高理解。

　　贝拉·塔尔的电影充满魅力，观众只需要看上几分钟就能判断出他是一位桀骜不驯、充满个性的艺术家，但他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导演，他从不与商业妥协，影片拍摄经常陷入严重的亏损，遭到冷嘲热讽。《伦敦来的人》拍摄期间，法国制片人因拍摄无限期延长、制作经费超出预算而自杀，在欧洲引起了轰动。《都灵之马》原定在2009年上映，结果拖到2011年柏林电影节，但是贝拉·塔尔有着令人叹服的天才，尽管普通观众接受他的作品很难，但是对那些具有艺术修养的观众和影评人来说，他的电影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魔力。拍完《都灵之马》，贝拉·塔尔宣布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因为“观众不再需要我这样的电影，而且匈牙利的制片环境越来越差”，他今后会帮助那些坚持独立创作的青年艺术家。

　　（李洋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