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主讲人：郑培凯 时间：2012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昆曲在晚明兴盛的历史文化环境。

　　我个人对昆曲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晚期发展阶段，扮演很重要的审美品位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艺术领域最精致的表现。二是昆曲的兴衰，见证了这四百年来中国文化由盛转衰，又重新崛起的沧桑与转折。

　　（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晚明时期昆曲兴盛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变迁与昆曲兴衰的前半段。探讨这样的宏观议题，可以让大家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

　　我们讲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历史、社会的情况。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我讲中国近代史，一般是从晚明开始讲，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讨论历史，假如我们说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不知道欧洲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渐统治世界的强权。这里牵涉的问题，还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9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好像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样样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16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16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在这个历史阶段，新大陆已经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经打通，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两大势力，接着是荷兰与英国。英国势力拓殖到亚洲，是在17世纪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而最早期接触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最主要是沿着一个十字轴心线扩散，横的轴线是长江流域，直的轴线就是大运河。在整个东南半壁，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再沿着海岸及内陆河道，一直到福建与岭南，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你看当时出版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讲的是山东沿着大运河城镇的繁华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则大都发生在江南，以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生活形态的开放。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

　　从中国内部思想发展而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配合阳明学派的兴起，模糊了“士”与“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了一个交汇。在15世纪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阳明学派蓬勃发展，其中以“泰州学派”在社会传布上最为深远。

　　泰州学派的王艮，表现得比较激烈，认为“满街都是圣人”。按照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吗？王艮、颜钧、罗汝芳这一脉，特别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在当时社会十分风行。他们讲学的方法经常像布道一样，走到群众中去讲圣贤之道，讲肯定自我，回归良知。讲道的时候，经常能聚集上千人来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就用师徒结合传声的办法，老师讲了，前面的学生门徒就把道理往后传，一拨一拨，一层一层，从前面往后传播，在当时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讲阳明心学的风潮。

　　泰州学派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政府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害怕阳明学派会造成社会风潮。在万历年间，政府曾禁止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就明确表示不准。张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学派聚在一起，讨论心性自由，强调个体自主，以自己本体认知来解释圣贤之道，觉得有危险性，就要禁止。比如，张居正很不喜欢罗汝芳，禁止罗汝芳公开讲学，而罗汝芳就是昆曲剧作家汤显祖思想启蒙的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汤显祖一直不喜欢张居正，批评权相以政治倾轧的手段来打击异己，反对当局压制讲学的禁令，或许还可以从思想学派冲突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汤显祖是跟着罗汝芳求学长大的，所学的思想主脉，是赤子良知、天机泠如、解缆放帆，等等。什么叫作“解缆放帆”？就是把束缚思想的船缆解开，把船帆升起来，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让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让你的内心想象翱翔。学者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阳明学与晚明士商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经济社会富裕与思想开放的互动。联系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小说戏曲的蓬勃写作与戏曲舞台表演的兴盛，与阳明学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间，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发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会整体性，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