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章百家

　　编者按 2013年1月18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邓小平时代》。这一天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1周年纪念日。学界和广大读者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本具有重大思想和理论价值的好书。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将促进整个社会进一步思考改革、研究改革、创新改革。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所讨论的改革话题，将是未来理论界探索的焦点。今年1月11日，傅高义和章百家以国际国内两种视角对谈，再次聚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年代。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经验和阅历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傅高义（EZRA F.VOGEL）：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

　　开始写邓小平之前，我就知道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动笔以后，我觉得他更重要了。我个人的结论是，在中国以往的历史长河中，很多领袖人物都想使老百姓富裕起来，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路，辛亥革命、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他们都没有成功。邓小平办到了，他带领大家走新路。我认为，他的判断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要了解他。

　　邓小平脚下这条新路留下来了，不仅仅是上世纪最后的那二三十年，而且他去世以后，中国走的路也基本上就是他的路。纵观历史，1978年没有别人能做这方面工作，想搞改革开放的人很多，了解情况的人也有很多，比他了解经济的人同样很多。但是他的综合领导能力，使他做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个人认为这不完全合适。因为我印象里面设计师应该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自己具体想做什么。但是邓小平并非如此，他考虑方向，很多事情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原因在于他的经历很特殊。他在军队服役12年，包括抗日战争的时候打游击，以及跟国民党打内战的时候，积累了很多经验。邓小平在江西苏维埃时当过县长，后来在1949年到1952年领导西南地区，有3年的地方工作经验。1952年到北京以后，他承担很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八大以后，他担任了十年总书记职务，对全国的情况都很了解。从1952年以后，他又担任财政部部长，经验丰富。

　　邓小平很能干，他的性格是考虑大事。他从1956年到1966年做总书记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有经验的人，对于每个省的情况基本上都熟悉。所以，我认为，在1978年之前他了解方向，脑子又很清楚，为改革开放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我个人觉得，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领导外交关系，领导科学教育工作，恢复高考，让中美关系正常化，跟日本搞好关系，访问东南亚……这一系列都是为改革开放热身。可以说，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领导中国第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章百家：中国在转变过程中，邓小平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上

　　章百家：著名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外交史研究，近年主持改革开放史研究。

　　我听说傅高义想要写邓小平是在2001年，当时他说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想干一件事——写邓小平。我说这个很好，但是很难。大概过了一年多，2002年他到北京，跟我谈起他最初的设想。2005年，我请他来中国讲一讲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关于邓小平的看法。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点：他说，在邓小平时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经验和阅历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傅高义讲，他觉得邓小平这个人本身非常值得写。另外，他说，邓小平时代从改革开放以后，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在变化当中受益的人数，都是在世界史上非常罕见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他认为非常值得做这方面研究。

　　《邓小平时代》原来的书名叫《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后者更能真正反映主题。傅高义认为重要一点是中国的转变，而中国在转变过程中，邓小平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上。邓小平感受到中国的各种问题，同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反映一段历史，而不是着重写邓小平一个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

　　这本书里前面的传记部分其实是为后面论述做铺垫的。傅高义讲他的这本书是特别写给美国的读者，他要介绍邓小平跟改革相关的那些经验，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以及这些经验是怎么获得的，和之前的经历有何种联系。

　　傅先生的书有一个特点，即他对许多问题的叙述比较全面。书中记载，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外交上有两个很大的动作：一个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一个是一定要最后完成中美建交。此外，傅高义还特别注意到了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邓小平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主要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书里，傅高义还提出了许多比较重要的新观点，这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可以开阔视野。比如，傅高义提出改革开放的转折发生在什么时期。在一般党的文件里，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的起点；而傅高义提出三个起点：一是谷牧代表团出访，二是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种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报记者刘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