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秋天，日本文学界很是丰收。

　　九月十日，村上春树作品《海边的卡夫卡》问世，立刻上了畅销书榜第一名，在短短一个月内竟卖了五十三万本，乃为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以后，最成功的一本书。接着，九月二十五日，大江健三郎新书《愁容的童子》出版。这是二○○○年作品《换取的孩子》之续篇，以拟私小说的方式回顾作者年轻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年近七旬，写了四十五年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在本作品里坦白了自己的“原罪”，即艺术冲动的来源，无疑非常重要。

　　我是读完《海边的卡夫卡》后，马上开始看《愁容的童子》的。在前者最后，十五岁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离开了四国山林，要回东京去。作品中，四国山林象征着黄泉（或者说，日本民族的集体下意识），东京则代表现世。整篇的主题是站在青春期入口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父亲（或历史）的约束而离家出走，一时经验暴力也接近死亡，但是尝到绝望之后发现希望，最后走上人生之路。谁料到，在《愁容的童子》开头，仿佛作者的主人公，老小说家长江古义人（日语念 Kogito，与拉丁语 Cogito 即“我思”谐音），跟田村卡夫卡恰恰相反地，离开东京而在故乡四国山林定居下来。他的目的是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

　　也许，越是明显的事情，越少有人指出。讲到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祖宗，大家都说美国作家 Kurt Vonnegut 就是。村上自己也经常说很少看日本小说，反而沉溺于美国作品。尽管如此，他早期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的书名，明显取自大江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何况，“弹珠”的日语原文是“PINBALL”，“足球队”则是“FOOTBALL”，完全押韵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大江讲述一八六年在他故乡发生的起义事件。在那深山的沟壑，从古代就有个独立小国，人们保持着独特传统，跟外边权力重复发生过冲突，包括日历万延元年的一次。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很难判断。反正，大江的不少作品，均以四国中部的深山沟壑为背景，讲述了日本近代史与作者本人的罪恶感。村上把田村卡夫卡潜逃的目的地定为四国山林，应该有颂扬前辈作家的意思。

　　其实，看完《海边的卡夫卡》，我确信，在大江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就是村上春树。

　　《朝日新闻》文化版记者，为了分析《海边的卡夫卡》畅销的原因，访问了三位评论家。其中，只有加藤典洋一个人说，《海边的卡夫卡》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杰作。其他两位则全盘否定它的文学价值，简直一无是处。周刊杂志《AERA》的最新号也半嘲笑地下结论说：“伟大的老一套。”这是大众媒介的大毛病，即大家一起打出头鸟。

　　当《海边的卡夫卡》刚问世时，作家关川夏生写：“如果这是纯文学的话，那么纯文学真不错呀。”那句话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不会一下子就卖五十三万本的。可是，世上小人真不少。在经济不景气的文学界，村上春树一个人获得了大众支持。这么一来，大家要一起打出头鸟了。村上的处境叫人同情：在日本文坛，他向来很孤立。美国小说般的文体、当初没得到芥川奖（文坛通行证）、《挪威的森林》爆炸性畅销、海外评价颇高等种种因素，导致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愁容的童子》里，老乡们对名作家极其冷淡，甚至凶暴。虽然原因不单纯，但是最大因素无疑是妒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在广大读书界，大江健三郎年轻时曾很受欢迎，作品也相当畅销。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文章越来越晦涩难读，结果失去了不少读者。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此间文化界竟流传一则闲话说：那是翻译者的实力。这些年，他的作品在日本，不再成为超级畅销书，也不一定得到读者、评论家的理解。上述的加藤典洋，在大江新作里以真姓名出现。主人公看到加藤解说《换取的孩子》的小文，说句“臭狗屎！”，然后把小册子放在电炉上烧掉。

　　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个日本小说家，在本国文坛却都靠边站。在两人新书里，各自的主人公在四国和东京之间换地方，我因而更加觉得意味深长。

　　（摘自《我和阅读谈恋爱》，［日］新井一二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专职创作者，长于散文。她用中文创作，写家乡的文化、生活；用母语日文创作，写对中文的着迷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她从事中文教学，要把对中文的热情继续发扬起来。《我和阅读谈恋爱》是作者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闲话日本文坛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