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论学，比较关注的是与齐国有关的战争案例，以及近百年间晋、楚、秦等大国的重大战役。比如孙武以前百余年，即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在《孙子兵法·军事篇》中可以发现这种战争思想的某些投影，其中说道：“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以气论战的著名原则。《左传》记载孙书讨伐莒国纪鄣城堡的战役，也是可以作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兵以诈立”，“其疾如风”，“动如雷震”的战例的。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行文不过六千余言，略长于《老子》，而化韵体为散体。如果说《老子》言道妙以机趣，那么《孙子兵法》则述“诡道”以精诚。根据我的考证，《老子》成篇于孔子于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适周问礼与老子后不久，《孙子兵法》成十三篇于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前不久，略晚于《老子》书。这是春秋末年诸子学术的双璧。《论语》则是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死后，众弟子为他庐墓守心孝时开始编纂，中经有若时期的增补、修改、编纂，最终到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36年）后，第三次编定，这已经进入战国初前期了。

　　春秋战国之世，中国社会发生了长久、全面、激烈的震荡和变动，催化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创造能力，推动中国文化在突破和超越中出现蓬蓬勃勃的思想原创，裂变为百家之学。率先开宗的堪称“春秋三始”：一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开道家之宗；二是孔子聚徒讲学，开儒家之宗；三是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开兵家之宗。

　　孙子把老子的“道”引进兵家，“道”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关键词”。《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纲领。《孙子》开宗明义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而提出“经之以五事”的“道、天、地、将、法”作为全书的经纬，把“道”放在五事之首，形成整部兵法的“全胜之道”的核心思想。这与《老子》五千言，用了73个“道”字后先辉映。

　　《老子》突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的智谋方针：“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孙子》则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也注重战争行为和政治态势的辩证法转化。

　　论道重虚实相生，是《老子》为中国哲学和美学发明的一条重要的原理，用了古时冶炼业使用的风箱设喻“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孙子》奇正虚实之论，是中国古代兵学精华所在：“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避实就虚”，“攻其所必救”。

　　《老子》是从水中体验道体、道性的。所谓“上善若水”，“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全书散发着水文化的气息。《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者，形也。”以水形喻兵势，极具神韵。《论语》记述孔子的话：“智者乐水。”又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解释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老子》《孙子》《论语》提供了以水言道的三种形态，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荡漾着水光潋滟的无限光泽。

　　《老子》以婴儿喻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孙子》也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老子是一个“纯”字谈论婴儿，孙子是以一个“爱”字拥抱婴儿。这种对天然心性的“恋婴”情结，也感染了儒家。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张载阐释说：“不失其赤子之心，求归于婴儿也。”这种说法与老子相通。朱熹却认为这种还淳反朴之意，未必符合孟子原意，因而解释道：“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在述学方式上，《老子》堪称独特，是写成韵散交错，时或句式整齐、时或长短不拘的道术思想性的诗，或哲学诗，行文律动着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孙子不是文章家，胜似文章家。《孙子兵法》是一流文章，一锤打下，落地有声，文字功夫已达到了无意为文而文采自见，高明而精微的境界。他还善用连喻，《九地篇》说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在比喻等待和把握战争机遇时还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些比喻或意蕴饱满，或辞采飞扬，说理多有力度，组合常语而能开拓深刻的意义，以简练的文句包容宏富的内涵，同时著述大概只有《老子》能与比肩。因此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认为：“《老子》《孙武子》，一句一语，如串八宝珍瑰，间错而不断。”

　　《孙子兵法》的家族基因

　　孙武是兵家之祖，自从有了孙武，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后兵家才自成一家一派。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是千古兵家第一书。在战国时代，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韩非子·五蠹篇》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以后历代的将帅将它列为必读书的首选。曹操作《孙子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载唐太宗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这些驰骋疆场、精于用兵的帅才都高度推崇《孙子兵法》，可知这部兵书蕴含着第一流的人类智慧。

　　孙武是军事专家，族源出自齐国的田完家族，由于齐国的田氏、鲍氏、高氏、国氏等豪门巨族互相倾轧，为避不测之祸，迁徙到吴越之地的富春江一带。后世子孙，食邑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根据族谱记载，这个家族出过一个重要的人物孙权，是孙武的后代。

　　但是孙武在吴王阖闾的幕下运筹帷幄，能力盖世，但职位不显，远不能与重臣伍子胥相比。终其身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客卿而已。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二就说：“（吴郡）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连墓碑上都只是标示“吴王客”，可知他并无显贵的职位。清代江南吴江顾万祺对于孙武的身世更是感到悲凉，他写一首《斗鸡坡》诗说：“红粉宫中小队齐，花痕凝碧草萋萋。一从孙武归山后，不教三军教斗鸡。”因此吴楚“柏举之战”，虽然可以感觉到孙武出神入化的用兵谋略非常了得，但《左传》记述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战争时，取材官方文件，使孙武的名字遗憾地缺席。《史记·孙子列传》虽然写到“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但由于官方材料有限，只是这样交待孙武的身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庐。”至于孙武的家世和其余行踪，就未免有点云龙见首不见尾了。

　　列传聚焦于孙武训练以吴王二宠姬为队长的宫中美人百八十人的队列，成为千古练兵令人难忘的景观。成语“三令五申”也出自孙武训练宫娥。尽管阖庐自称“尽观”十三篇，但他浑然以游戏态度对待宫娥练兵，并没有把十三篇开宗明义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战争严峻性存乎心中。孙武作为“客卿”不同于伍子胥，初见吴王时不能不以血的代价，以确知吴王是否对自己竭诚信任。对此，十三篇中已有明言：“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在孙武看来，君臣嫌隙是用兵的大患，唯有“上下同欲者胜”。本是阖庐用练女兵试孙武，孙武却反而用练女兵试阖庐。如果阖庐过不了这一关，孙武是会拂袖而去的。

　　清人魏源《圣武记》说的话，多少透露了孙武斩宫娥的动机：“（司马）穰苴斩贵臣以肃骄军，孙武斩宠姬以厉女戎，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单神师走卒以悚众，此皆仓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为己猝然之用，不得已为此欲速助长之法，用不测之威赏，以新万人之耳目，与淮阴置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孙武斩宫娥，成了军法如山的一种象征。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屡屡打败仗，押送京师行刑。张九龄批示说：“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法，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实际上张九龄把孙武斩宫嫔，和司马穰苴斩庄贾并列，已经暗藏着将当时女宠杨贵妃之祸和安禄山之患相并列了。近代蔡锷作《曾胡治兵语录》，在卷六“严明类”引录胡林翼的话：“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可见孙武斩宫娥，已经成为从严治军的经典案例。

　　孙武著述兵书的原始体制，作于吴阖庐九年（公元前506年）“西破强楚，入郢”之前的春秋晚期。他向吴王阖闾献上《兵法十三篇》，时年只有三十多岁，并无战争的经历，为何能够一出手就写出一部兵家圣典？这番兵学史上的奇迹，与孙武的家族，存在着不解之缘。孙武是由陈国出奔到齐国的田完家族的七世孙，比起弑杀齐简公的田常晚一辈，虽是旁支，却是不折不扣地出身将门巨族。田氏家族再过三代，就取代姜氏的齐国了。《左传》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记载，这年的秋天，齐国的高发率师讨伐东夷民族的莒国。莒共公逃奔到纪鄣城堡。齐国就派孙书乘胜追击。莒国有个妇人，她的丈夫被莒国的国君杀掉了。这时已是老寡妇，寄居在纪鄣城堡，她纺出一根麻绳，长度刚好和城墙的高度相等。等到孙书的追兵一到，就把麻绳从城头垂到城外。有人把麻绳献给孙书，孙书安排军队夜间顺着麻绳登城。登上六十人，麻绳就断了。城下的士兵和登城的士兵，一齐鼓噪。莒共公害怕，就开启西门逃走。七月十四日，齐国的军队攻入纪鄣城堡。

　　这位孙书原名陈（田）书，是田完的四世孙陈（田）无宇的儿子，由于攻打莒国有功，被齐景公赐以姓氏“孙”。这就是孙武的祖父，纪鄣城堡战役之时，孙武大概十几、二十岁。《孙子兵法》最后写了《用间篇》，谈论间谍情报、里应外合的重要性，认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兵依照间谍情报而行动，孙子的这种军事思想非常独特，也具有非常的前瞻性。追根溯源，不能说这种思想的发生，与其祖父得到纪鄣城堡内部的老寡妇的内应从而一举破城没有渊源关系。

　　《孙子兵法》是人类竞争发展的智慧学

　　《孙子兵法》首先是兵学圣典，但不仅仅属于兵学，而以其精辟的思想成为人类竞争发展各个领域都可受启迪的智慧学。这部兵书词约理辟，不须浮辞而直指本原，务实之论多成智慧名言，以独到的思维方式和术语措辞使思想魅力得以千古保存。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等，这都是蘸着战争中的血写出来的至理名言。连明代的抗倭英雄戚继光都赞不绝口：“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第一着，为最上策也。”

　　《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精心结撰之杰构，无随意述录之芜杂，得智慧运思之精警。先以兵道笼罩全书，再述战前的庙算以及物质、编制的准备，继之以战争中攻守、奇正、虚实、形势诸端的运用，其后为地形、战区、火攻、用间等具体战术，形成一个相当周圆有序的篇章学结构。正如曹操《注孙子序》所云：“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也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孙子讲为将之道，在于“智、信、仁、勇、严”，把智慧放在第一位，把勇放在第四位，把仁放在中轴上，其序列出于实践而独具深意，是有别于其他兵家的。《孙子兵法》不是罗列战例，而是抽象地变成一种世人生存的智慧。《孙子兵法》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实用的。它能触动各种各样的思考，能穿透人类智慧的各个层面，是启动人的智慧发条。孙武是“中国式”的兵学智慧，其武道是“止戈为武”。由于立足历史实践和历史理性，《孙子兵法》往往能够简捷地揭示战争的本质特征和实质性的规律。它坦诚地告示：“兵者，诡道也。”战争面对的对手是一个活动着的，甚至是诡异莫测的变数。因此战争的过程，是一种以诡道破诡道的智谋和实力的较量，这就难怪曹操注解说“兵无常形，以诡作为道”了。

　　但通观《孙子兵法》，诡中有正，以正制诡，意在充分发挥以敌情为根据的自由精神的优势。因而这种诡道并非神秘主义的，而是全面地多维度地论述和掌握兵学的“五事”“七计”，即俗称“诡道十二法”。

　　探究兵道于兵事之外，有利于把兵事纳入人类生存的更深广的时空框架来思考，在血与火的学问中化生出智慧与谋略的学问。《孙子兵法》之所以受到普世的尊崇，一个基本性的原因是它在透彻的言兵中，蕴含着深厚的人类生存的关怀。既然以“诡道”概括兵学的本质特征，兵法也就以智为先，具有浓郁的重智色彩，这就使《孙子兵法》成为举世瞩目的智慧启示录。

　　孙子的奇正虚实之论，展现了活泼泼的中国智慧的辩证法神采，是中国很高的智慧。毛泽东作为近代中国战争史上的旷世奇才，对古代的兵法，一是嘲笑宋襄公，二是赞许孙武子。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里所指，是公元前638年发生在今天河南柘城县泓水上的宋楚之战，根据《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的记载，这年十一月，宋襄公率领的军队已经在泓水北岸摆开阵列，而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宋国的司马建议：“敌众我寡，应在它没有全部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宋襄公不予采纳。楚军渡过泓水，但还未布好阵列时，司马又建议发起攻击，宋襄公还是说：“还不可以。”楚军摆好阵势后，宋军才发起攻击，结果吃了大败仗，连宋襄公也被射伤大腿。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对敌方的伤兵不再杀伤，不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古代行军作战，不把敌军阻挡在狭隘的地方。寡人虽然是亡国之余，但也不向未布成阵列的敌军发动攻击。”

　　尽管宋襄公的弟弟子鱼反驳他“君未知战”，宋襄公也因箭伤发作而搭上性命，但寻思起来，宋襄公恪守的是周朝的“军礼”。

　　从对宋楚泓水之战和宋襄公的表现的评议中，我们不难领略到，《孙子兵法》界定“兵者，诡道也”，就一语破的、质朴无伪地揭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宋襄公式的战争观是旧式的，孙武子的战争观则反映了战争形态由春秋到战国的实质性历史演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话语来总结战争经验。“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语句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的笔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论持久战》又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其实毛泽东来自战争实践的战略战术思想，都有与《孙子兵法》不谋而合，或一脉相通之处。从游击战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牵着敌人鼻子走”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都是一种富有实效的生气勃勃的思想创造，却又可以在《孙子兵法》或演绎《孙子兵法》的古代战争故事中，找到它们的雏形或蛛丝马迹。毛泽东的创造在于注重实践，注重把孙子思想和古代战争案例智慧，融合在“少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的岳飞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至理名言之中。这个“妙”字，指的是灵活性，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无论做什么事，要认识对手，先要认识自己，要战胜对手，先要战胜自己。力量的源泉在于自己，根本也在于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把自己做强大了才有实力与敌人较量。中国要和平崛起，走向世界，就要把自己做强，才有说话的分量。孙子和毛泽东都是大军事家，都是大智慧，只是他们的时代不同，面对的情境不同，表述方式也有所变化而已，毛泽东的战争经历比孙子丰富，格局也更加宏大，因此能够从根本上发展了孙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