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亚洲开始衰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历史性的逆转和分流呢？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正是基督教的改革给欧洲提供了思想的源泉，进而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希腊文化的原因，西方的科学精神来源于希腊文化。这样的逻辑就是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原因。于是，在中国从五四以来就形成了“现代与传统，西方和东方”的双重对立：如果走现代化之路就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就必须完全地学习西方，东方是无价值的，传统是有碍于现代化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相信这样一种解释的，但近500年的经济史研究证明，这样一套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从历史上来看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学术界对5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早于亚洲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有三个基本的原因，一是新大陆的发现；二是欧洲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和印度的殖民政策；三是英国的工业革命。

　　首先，新大陆的发现缓解了在中国和欧洲同样出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广阔的北美平原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木材、棉花等，同时为生产率提高后的欧洲提供了难得的劳动力的新市场。同时，从非洲贩卖奴隶运往美洲的种植园，这是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同时展开的贸易。新大陆的发现，奴隶的贩运成为英国经济的增长点，新大陆广阔的土地既缓解了英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又为其开辟了新的市场。

　　其次，在全球化的初期，英国所以获得霸权地位，在和东方的竞争中由落后者转变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统治和鸦片贸易是分不开的，它是以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

　　印度成为英国财政的主要进贡国，由于英国完全垄断了印度的外贸储备，印度对其他国家的外贸盈余全部转给了英国，而印度对英国的贸易赤字正好是它对其他国家贸易的盈余，英国通过印度将赤字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和它对印度的剥削与榨取联系在一起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对当时中国—印度—英国的关系做过明确的表述，“印度通过出口鸦片，为英国换回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保证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收入交换。英国通过消费茶叶，促进了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通过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将鸦片的贸易由地下转为公开，由走私转变为合法贸易，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英国维持了它的霸权地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最后，英国在其现代化的发展中，煤炭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发明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当然承认这些新的技术，例如蒸汽机等的发明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认为这些科学技术独一无二地属于欧洲。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中国人早于欧洲使用了煤，因为中国的产煤地区和江南地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距离比较远，从而没有将煤运用到生产中，而英国的煤矿，水多，为了抽出矿井中的水，由此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煤矿，瓦斯多，由此而没有发明蒸汽机。他认为这些发明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并不能从这些技术的发明就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地区先进。

　　在1750年时，欧洲在科技上并未完全的超过东方，将欧洲在现代化的胜出归结为科技是没有太多根据的。欧洲和亚洲在1750年后的分流主要是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活动。通过新大陆的发现，英国解决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走上了效率性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了劳动密集型的道路。

　　所以，用在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欧洲人的领先来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是有违历史真相的，用欧洲提前的现代化，用19世纪欧洲人的强大来证明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