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家族文化的传承体系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家谱总目》主编 王鹤鸣

　　《书系》告诉我们：山东世家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依靠家族持续编修家谱来实现的。如《孔子世家谱》是中国保存最长久和最完整的家族谱系，北宋前历次续修为手抄本，北宋元丰三年（1080）首次刻板印刷，后于明朝天启年间、清代康熙、乾隆年间、1937年和2009年五次进行续修。持续编修家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家谱中一般都载有族规家法内容，这是家族自己制订的约束、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以曾子后七十二世曾传禄于光绪二十七年纂修的《石莲曾氏七修族谱》为例，其家训内容就包括了：重家谱、勤祭扫、孝父母、敬伯叔、宜兄弟、明夫妇、和乡党、隆师友、勤诵读、务农桑、先气质、惜文字、厚姻娅、戒争讼、救水旱、禁戏场、禁越葬坟墓、禁久搁不葬、禁拖欠粮饷、禁分受不均、禁异姓入继、禁淫欲、禁发冢、禁邪说、禁赌博、禁谣谤等。其他山东文化世家的族谱均有类似的内容。这些观念长期延续，通过续修家谱代代相传，从而积淀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就一个家族而言，正是依靠持续编修的族规家法，成为一个家族内部的精神连线和传家珍宝，教化族人，代代相传。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两千年来，山东文化世家大多注重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家训传承，这为山东成为千年不衰的“读经崇儒”的“礼仪之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世家研究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 刘跃进

　　《书系》不仅是山东家族文化的缩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发展的某些方向。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在这套丛书中体现出来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启示之一：文化的意义。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取舍，不仅决定着一个家族的命运，甚至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运。如果我们只是迷信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忽视文化软实力，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灵魂和血脉。孤立地看，文化也许并不能解决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但是它却是推动历史发展质变的核心力量。山东文化世家绵延不绝，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正体现在“文化”二字上。

　　启示之二：世家的作用。世家就是世代相承的家规、家风。每个文化世家多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如果将这些个性组织起来，又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有意义的群体。这个群体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每一个成员自幼就奠定了较好的品味修养，熔铸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当无数个这样的群体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大国形象。

　　启示之三：世家文化的当代价值。我们的先人强调修齐治平。而修身首先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并最终影响到社会。从各个文化世家的发展来看，他们大都强调个人的成功，同时，这又不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家庭的荣耀，大而言之，也是国家的荣耀。每一个世家子弟，对家要孝，对国要忠。由此看出，研究家族文化，对象是地域性的，但更具有普遍意义。

　　“文化世家”与“世家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钱杭

　　所谓“文化世家”，顾名思义，大致应指在“人文教化”的某一领域作出为本国、本地人们所公认的杰出贡献，并能在世代的传承中长期保持这一“文化”特色的家族。以“文化世家”为讨论范围和观察主线，确实比热衷铺陈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类豪华虚荣指标，更能深刻地展示扎根于这一地区的一种与“人文教化”共生的软实力，和唯当地所特有的厚重气质，当然，书写的难度也就大得多。《书系》立意高，规模大，时段长，覆盖广，成果丰硕，为中国2013年“国学”研究的圆满收官落下了精彩一子。

　　写“文化世家”，其实就是在一个动态的框架内写“世家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演变过程，具体展现为“四有”——渊源有自，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兴废有证。这是迁延数代、不绝如缕的“世家文化”与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非世家文化”的最大区别。“世家”主要指父系宗族，但也可泛指涵盖父系母系妻系等在内的广义家族，魏青先生所撰《章丘李氏家族文化研究》，就“以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为中心”展开。按宗族的基本规则，妇女“既嫁从夫”，世系已转移至夫系，不再是父宗成员。李清照一嫁密州赵明诚，再嫁杭州张汝舟，至死没有回归父宗。即便如此，将其仍视为李氏的“家族”成员，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某地一个“文化世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及其文化地位，建立在“世家”之“世”（即世代传承）的基础上，所以，就必须充分利用各类文献资料，将该世家的根系渊源、迁徙过程、聚落空间、世系分支、婚姻关系、后裔代表、兴衰缘由，按一条既定的时、空线索，完整精确地细细道来。也只有在如此框架内，按如此要求展现的“世家性”文化，才会建构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性、“文化性”世家。《书系》各部专著在这方面都做得相当成功。

　　《书系》取得的成就，还可以为文化世家和世家文化的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历史上不认同或不主动认同、有意规避甚至刻意否认自己所属之家族、宗族背景者大有人在。如果后人不作区别，仅按世系或姓氏标准，仍将其视为该族一员，或提升至该“世家文化”世代传承的标志，那就既无视了个人成功的艰辛历程，也抹杀了“世家文化”的演变走向。事实上，他们在一个框架内反映了“世家文化”的兴、衰两个侧面。我们研究文化，不是一味张扬在传统的制度背景下取得成功的“正能量”，还要认真关注转换、摧毁、解构了这些历史正能量的“负能量”。

　　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

　　陈寅恪曾指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书系》就是具体地探讨山东地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现象的一部重要著述。这些山东文化世家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贡献，其实不限于齐鲁。

　　秦灭之后，汉代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就与齐鲁儒者密切相关。首先是对儒家经典的重建，并致汉代经学的全面繁荣。其中山东伏胜以及后来在鲁恭王宅发现的先秦典籍，对此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其次是制度的逐渐儒家化。从叔孙通（史称鲁地薛人，即今山东枣庄薛城人氏）及其所选拔的鲁地儒生开始，各种国家礼仪制度被逐渐恢复，官员选拔制度也与道德伦理重建相结合，对“孝廉”的察举就是例子。第三就是郡县教化职能的赋予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其中“礼”的作用被凸现出来，这便是“礼教”。按照儒家的基本观点，礼的精神根植于人天生的情感，但礼所包含的各种仪式、规范等对人的行为又有规约与塑造作用，因此可以用来教化。在礼的各组成部分中，“礼容”有着重要作用。《士礼》十七篇是由鲁儒高堂生传的，另有一位鲁地儒生徐生因“善为容”而做到礼官大夫。“善为容”是指他知道在《礼经》的指导下表现出一副怎样的“礼容”。此后对礼的解释和表达都出自徐氏家族。

　　东汉以后，世代读经、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演变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士大夫家族世代学习经学，这些道理逐渐内化为士族特有的家学礼法，由此构成了士大夫礼仪日用的文化模式。士大夫文化包括两部分，一是言行举止方面的各种做派，一是内在的伦理标准。前者从礼容改造而来，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宋人儒家修身功夫的小学内容；后者从经学中演化而来，发展成为宋人修身的“大学”阶段。

　　中古齐鲁士族的文化贡献尤其突出。鲁郡名儒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大约是第一部系统的“家训”。讨论了《礼经》之“圣人之教”与士族之家族文化的结合问题。其中提出的“士大夫风操”的概念，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文化世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士大夫礼教文化。中古时代流行的“书仪”受到世族特别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影响。书仪其实就是以南朝为主的士大夫家法的记录，是他们的所谓“士大夫风操”或者“士大夫风范”的普及本形式。

　　总之，从汉代到唐代，这些复杂的礼仪与日常生活中的风操为士族家庭所垄断，成为他们特有的文化资本与身份符号。隋唐时代，由于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士族政治门荫特权不再。唐太宗就曾经极力贬低山东士族。但是唐朝后期，文宗、宣宗公主出嫁，仍特选山东士族子弟。《资治通鉴》记载宣宗批评万寿公主遵从礼教后说：“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这一句“如山东衣冠之族”把唐太宗当年不屑山东士族的豪言壮语冲刷得干干净净。

　　文化世家与文化传承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教授 干春松

　　从“文化世家”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和传承特色，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角度。对此问题，历代史家大贤多有阐发。比如陈寅恪先生在考察魏晋时期的制度发展时，就认为当时的文化重心在家族。

　　如果我们把对文化的思考更为宽泛化的话，应该说，早期文化的传承更具有家族化的倾向，比如技艺性生产活动，这种以家族为传承的方式，至今依然很普遍。俗话所说的子承父业，其实同时也体现着儒家孝文化的核心精神，比如，强调儿子对于父亲的志向的继承，以及发扬光大、显姓扬名等等。从这个意义上，从文化世家的角度来梳理，更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提炼。

　　再进一步将这样的观察结合到区域文化研究中，那就可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书系》即是目力所及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和期待值得提出：

　　《书系》虽然立足于山东省这样一个区域，但既有孔、孟、颜、曾这样因为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世家，也有琅琊王氏这样，在山东起家，因为战乱而南迁，而泽被江南的家族，还有从菲律宾移居山东的文化家族。可谓时间跨度长，家族种类全，进而为我们研究不同类型的家族文化传承模式提供了样本。期待《书系》产生辐射性作用，可以带动全国性的家族文化研究。

　　这套《书系》有王志民教授一个理论色彩很浓的长序。我所期待的是，作为一系列家族研究的作品的汇聚，或许可以在此基础上，专门探讨文化世家的一般性特征，以及文化传承的规律和方式。还有，中国的家族制度几经变迁，不同时期家族文化特点有所不同，这期间对文化世家的形成是否有影响。再则可以期待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因为文化世家古今中外都有，山东的文化世家与中国别的地区甚至世界上的文化世家之间的同异。如此，则可以使我们对文化世家现象有全方位和更深刻的理解。

　　在“礼义之邦”追寻故园文脉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书系》主编 王志民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制农业社会，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就建立在家族文化的支柱之上。汉代以经学晋身，魏晋重门阀选人，这个时期的经学世家、门阀士族，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隋唐之后，以科举制度选人，文化世家形成，从文化之兴到科举之荣，再到仕宦之显的变迁发展，亦成为世学、世科、世宦的结合体。所以，文化世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文化世家，历经数代发展，往往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家风、家训、家规。这既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人生价值观培育的先天环境和成长土壤，也是文化传承代代相因的一条主渠道。而人才辈出的显赫文化世家，也是一个区域内的文化地标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中心。无论探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还是追寻一地一域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文化世家都是一个聚焦点。然而，从总体上看，家族文化的研究是薄弱的。这是我们设计本《书系》的重要学术动因之一。

　　编纂该套《书系》的另一个动因，是山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山东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汉代以后的两千余年中，山东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圣地”，号称“礼义之邦”。从汉武帝的“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到苏辙的“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再到李清照流落江南之后“嫠家父祖生齐鲁”的故园怀恋之情，都反映出齐鲁在历代中国人心中特殊的文化概念。选取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文化世家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和探讨，不仅仅是齐鲁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历代传承，特别是儒家文化传承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毋庸讳言，山东文化世家的研究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这次选入的有代表性的世家中，大多数是未曾系统研究，甚至是未曾开拓的肥沃文化荒原。

　　我们编纂《书系》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在逝去的文化世家中寻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轨迹，挖掘文化世家优良的家风、家学、家训、家规等历史文化资源，探求著名历史人物成长的家族文化因素，为当代新型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和历史借鉴。并通过集群式挖掘文化世家的历史面貌、文化特点、发展趋势及文化贡献，深化对各个历史时期齐鲁文化的研究，为山东的文化强省建设服务。这是早在2006年拟定的《编纂方案》中就已写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