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的父亲是北宋名臣范仲淹，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烁千古，以致范氏子孙在他的星光下显得十分黯淡。其实范纯仁官职比其父高，社会影响比其父大，在个性特点和行为作派上，更是别有名士味道。

　　不赖荫泽

　　俭以修德

　　作为纯正的“官二代”，范纯仁按照国家“龙生龙，凤生凤”的人才取胜原则，十几岁就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这是个正九品的官职，在别人看来是十分荣耀的事，可范纯仁对此十分不感冒，跟别人都不好意思提起，他说：“赖恩泽而生，吾耻之。”他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范纯仁证明自己的方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他“天资警悟”，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八岁不仅对所学的东西能倒背如流，还能加以讲解，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天资只是一个基础，范纯仁学习非常刻苦，读起书来不分昼夜，因为经常性地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黑了。工夫不负有心人，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范纯仁走上考场，并且无可争议地高中进士，让人心服口服地步入仕途的大门。

　　宋朝“官二代”们喜欢炫富，奢侈的背后不仅仅是享受，更是面子。在这方面，范纯仁特别另类，生活俭朴得让人难以想象。有一次，他留一个叫晁端的同僚在家吃饭，晁端回去后，郑重其事地对旁人说：“可惜啊，范丞相家的家风败坏了啊!”大家都非常吃惊，问他是怎么回事，晁端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菜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这次他留我吃饭，咸菜、咸豆腐上面，居然放了两小簇肉，这不是他家的家风败坏了吗？”

　　范纯仁不是没钱花，他是把俭朴当成了一种美德。有个亲戚来请教范纯仁如何处世，范纯仁告诫这位亲友说：“只有俭朴才能铸成廉洁之风，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好的德性。”或许正因如此，范纯仁才有了“布衣宰相”的美誉。

　　道远驯致

　　事大缓成

　　宋神宗继位后，很想有一番作为，有一次他召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范纯仁入朝，询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

　　范纯仁汇报说：“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神宗大为惊讶，质问他说：“我委任你边防的重任，怎么干的每件事都如此粗陋？”

　　范纯仁回答说：“粗者是说未精，但如此也足够了。愿陛下不要留意边防，若边臣观望陛下之意，整天想着立功之事，将来必有意外之患。”

　　神宗不解，疑惑地望着他：“将士想为国家立功还不是好事吗？我不关心国防，要关心什么呢？”

　　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安。《书经》说‘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但愿陛下考虑不能见到的埋怨。”

　　神宗说：“什么是不能见到的埋怨？”

　　范纯仁回答说：“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即是。作为天子，要细细体察百姓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怨气，把百姓治理好了，天下就平安了。”

　　后来朝廷任命范纯仁为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知州，以应对西夏的威胁。临上任前，神宗召见他说：“你的父亲在庆州有威名，现在可以说是世职。你跟随你父亲很久，兵法一定精熟，边事也一定精熟。”

　　范纯仁回答说：“我是儒家，没有学过兵法，先父守边时，我还很年轻，也记不得什么，而且现在事势也有不同。陛下使臣下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推辞。若开拓边疆，侵攘土地，希望跟帅臣商议。”

　　神宗叹了口气，说：“你的才干何所不能，只不过不肯为我尽心罢了。”

　　出了皇宫，同僚吕大防问他：“皇帝很看重你，这正是建功封侯的好时机，你为什么总是推三阻四呢？”

　　范纯仁说：“皇帝年轻，功名心太重，岂能轻言战事呢？《大学》里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个慢功夫，急不得。”

　　范纯仁总是以“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劝谏皇帝，其后果就是他的官职长期原地踏步。

　　不平则鸣

　　敢于担当

　　王安石为相，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由于用人不当，百姓怨声载道。范纯仁上书神宗说：“如今效桑弘羊均输之法，又使小人主持此事，聚敛百姓，只能集中怨愤而为祸基，应当立刻罢退王安石，以符朝廷内外之望。”宋神宗因为他说话太过激烈，特意把他的奏折都留在宫中，秘而不宣，范纯仁却明人不做暗事，把自己提给皇帝的建议全部抄录一遍，呈报给中书省。王安石读罢，怒不可遏，要求皇帝严加贬斥，神宗无奈，只得为他说情说：“他没有什么罪过，暂且给他一处好地吧。”把他外放为河中府知府。王安石还不解气，曾派使者去收集范纯仁的私事和过失，但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最后还是找了个借口，把他贬为和州知州，并徙邢州。

　　宋哲宗时，范纯仁回到朝廷，“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棱角依然锋利。侍郎苏辙在接受皇帝策问时，引用了汉昭帝改变武帝法度的事做例子。哲宗一听，大发雷霆：“你怎么能以汉武比先帝？”大概谁也没见过皇帝发过这么大的火，苏辙没敢再辩解，默然走下金殿待罪，众大臣吓得没人敢抬头。这时，范纯仁站了出来，从容地说道：“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用他比先帝，不是诽谤。陛下亲政刚开始，进退大臣，不应如呵斥奴仆一样。”右丞邓润甫善于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厉声说道：“先帝法度，被司马光、苏辙破坏殆尽。”范纯仁说：“不是这样，法本没有弊端，有弊就当改。苏辙所论，事与时而已，不是说人。”哲宗因此才稍微息怒。苏辙平日里与范纯仁因为政见不同，少有来往，至此他拜服说：“您老人家是佛地位中人。”

　　章惇为相后，把前任宰相吕大防等流放岭南，并且建议皇帝说，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应让他们回来。范纯仁听说后，十分忧愤，想斋戒后上疏申辩。此时的他已经七十高龄，正闹着眼病，双目失明，家人们都跪下求他：“千万不要再触怒皇上，万一被远斥，实在不是年老之人所适宜的啊！”范纯仁回答说：“事至于此，没有一人敢说，假若皇上之心由此而有所回转，即使我死了，又有什么遗憾的。”于是上疏皇帝，为吕大防等辩解，而他最终因为触怒章惇，而被判与吕大防同罪，罢职出任随州。

　　范纯仁在官场混了一辈子，一不读《厚黑学》，二不念《孙子兵法》，只玩阳谋，不耍阴谋，一生升迁的时候少，贬谪的时候多，几起几落，至死不改正直的品格。

　　朋而不党

　　友而不私

　　公元1085年3月，宋哲宗继位当了皇帝，起用司马光为相，范纯仁也迎来了最好的机会，因为他和司马光的关系非常铁。

　　当初司马光罢官居于洛阳，家贫无钱又耐不住寂寞，便常邀同样遭受贬职的范纯仁等几个知己在一块小聚，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只吃脱粟一样饭，喝上几杯薄酒，吟诗作赋，自得其乐。俩人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范纯仁把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符其实的姻亲。

　　果然，没过多久，司马光很快把范纯仁调到京师，当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备位经筵。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当老师。明代大儒程颐曾说：“天下之重，惟宰相与经筵。”把范纯仁安排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足见司马光对他的重视。

　　司马光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闻名，现在权力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旗帜之鲜明，态度之彻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范纯仁却提出了不同意见，“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中过分者即可，其中的青苗法、雇役法等有助于北宋富国强兵，不宜骤然废除。”

　　司马光很惊异，问他说：“你忘了当年如何被王安石打击排挤了吗？怎么现在还要为他说话？”

　　在当年反对变法的声音中，范纯仁的调门相当高。现在他回过头来又为王安石开脱，司马光自然难以理解。事后，不少人都劝范纯仁说：“你被压制多年，好不容易才重新出头，千万别违拗了司马相公的美意。”

　　范纯仁叹息说：“这样的话就使得人不能说话了。如果为了讨好司马相公而得到喜欢，哪如在年轻时迎合王安石以致富贵呢？”

　　最终，因为不肯苟同司马光，范纯仁再次受到了当权者的冷落，他在遭“革新派”迫害之后，又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公元1089年，他被贬为颍昌府知府，不过这并不令他感到沮丧，因为他没有违背自己“朋而不党，友而不私”的操守，所以心态平和地上任去了。

　　恕人如己

　　以直报怨

　　元祐三年，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登上宰相之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人才，其中包括让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并任隰州（今山西隰县）知州。这事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此前两个人曾结下“梁子”，经历过一段公案。

　　熙宁年间，范纯仁任职庆州（今甘肃庆阳），有一天，他坐轿在街上行走时，突然几个遭押解的囚犯拦轿喊冤，他很奇怪，就把他们带到了衙门。细问之下才知道，这几个都是羌人，曾在环州（今甘肃庆阳环县）种古手下做事，种古有违法之事，他们几个是知情人，为了避罪，种古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他们以强盗罪名逮捕，判决后流放南方。

　　照理说范纯仁犯不上趟这浑水，因为环州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而且种古是名将种世衡的儿子，种世衡正是他父亲范仲淹的部下，两家可谓世交。然而范纯仁特别有其父的遗风，忧国忧民，公道正直，于是向朝廷检举了此事。

　　种古闻知消息，不仅巧言为自己辩解，还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举报范纯仁违法乱纪，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开仓放粮，收买人心。果然，皇帝亲自下诏，派出御史坐镇宁州（今甘肃庆阳宁县），调查审理他们各自的问题。

　　范纯仁没打到狐狸还惹了一身骚，自己也被调查。听说范纯仁要被带走，庆州万余百姓聚集到路上，拦住押解的队伍不让走，许多人跪在路边，流着眼泪，为他求情，还有情绪激动的百姓，投河自杀以示抗议。最后还是范纯仁亲自出面劝说百姓，才得以脱身。

　　案子很快就审清，种古以诬陷罪流放远方，但范纯仁在地方如此得人心，也让皇帝有所警觉，虽然找不到什么把柄，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贬职，调往偏僻的地方。

　　现在，范纯仁一朝大权在握，本有机会翻一翻过去恩怨的老账，可他却不仅不计前嫌，还提拔重用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种古，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面对人们的质疑，范纯仁解释说：“种古天性不错，当初他应当以他父亲的军功授官，他却推让给了弟弟，有‘小隐君’之称。种古也很有军事才能，在抵御羌族入侵中立有战功。他虽然犯过错误，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至于他与我个人的恩怨，我时常反省自己，先辈与种氏上世有很深情谊，如今引起种氏子孙讼告，是因为我不肖，哪用去讨论其中是非曲直啊。”

　　后来，种古得知事情的原委，十分惭愧，写信向范纯仁道歉，范、种两家和好如初。

　　范纯仁在晚年，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说：“我平生所学，不过‘忠恕’二字。”若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怕不至于圣贤地位。

　　随遇而安

　　有所不为

　　章惇当了宰相，一上任就把元祐年间任过宰相的重要大臣，全部放逐到荒凉的岭南，范纯仁也未能幸免，他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今湖南）。

　　范纯仁当时已经七十岁了，正患眼病，双目失明。儿子看到老爸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建议向皇帝求情，免除此次辛劳之旅。范纯仁摇头拒绝，令家人收拾东西上路了。

　　旅程异常艰难，儿子们不时诅咒章惇，骂他不得好死。范纯仁听到了，批评他们说：“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不要吃点苦，就怨这个怨那个。”

　　老大范正平说：“我听人到处议论你呢，说你是因为贪名，才表现得如此淡定的。”

　　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七十岁了，两眼看不见东西，如今万里之行，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但我热爱君王，如果此时不能尽忠，而只为回避贪名的嫌疑，那就没有为善之路了。”

　　到了永州没多久，有一天，老二范正思高兴地跑来说，“咱们可以返回朝廷了。”

　　范纯仁很奇怪。老二解释说：“韩维不是也被贬到均州了吗，最近他的儿子跟章惇申辩，说他老爸执政时，曾经多与司马光不和，韩维因此被免除了贬谪。当年你不是也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一概否定吗，前有车后有辙，咱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

　　范纯仁摇头说：“我因为司马光推荐，以至宰相。过去同朝论事不和是可以的，如果以过去的言论作为今日之事的借口，那可不行。与其有愧心而生存，还不如无愧心而死。”

　　范纯仁在永州一呆就是三年，他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始终不肯攀比老朋友韩维，更不肯攻击司马光为自己开脱。

　　范纯仁曾作《鹧鸪天》，诗中写道：“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他在起起落落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因为从未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没有了外物的羁绊，才能率性而为，唯其如此，历史上才少了一个官场不倒翁，多了一个让人起敬的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