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因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取政权，成了新一代皇帝。若循故例，对前朝、政敌，一定会斩草除根，深绝后患。

　　但赵匡胤一反故习，对柴氏眷属倍加礼遇，临终，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史称《誓碑》，告诫后世嗣君，不能亏待柴氏后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加农田之赋”。以天警戒：“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平心而论，与历代血腥暴戾、横征暴敛之君相比，赵匡胤此举，应属宽厚仁慈之行。其《誓碑》所示内容，多少有些人道的价值意蕴，相对而言，文明一些。毕竟，前朝子嗣也属于人，应该给予基本的人道待遇。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千百年来，更为知识者所称道。同样，“不加农田之赋”也有进步意义。因为在传统社会，“农田之赋”是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最重包袱。

　　问题在于，一些对传统文化特别眷恋和偏爱的文化人，以此为据，发微求索，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式的过度诠释，以为《誓碑》具有宪法政治的精神指向，认为赵匡胤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宪法政治，那是在皇帝制度条件下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其价值和意义，与当今的宪法概念没有区别。”

　　笔者以为，此论实在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宪法政治，限权也，限制国家最高权力也。在此意义上岂不意味着，即就是皇帝自律性的限权，比如《誓碑》也应属于宪法政治范畴。然而，宪法政治，其本质内涵在于“他律”，在于庶民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性制衡，法治性的制衡。具体说，一方面在于，每个国民拥有的权力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另一方面在于，每个国民拥有的权利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任何人，即就是皇帝，也不能任意剥夺每个国民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因此，以为《誓碑》具有宪法政治精神指向的观点，显然夸大了《誓碑》的意义。且不说，《誓碑》体现的是赵匡胤一家一姓的意志，即就是结果能有助于缓解老百姓的生存压力，也应该审慎发微，千万不可过度阐释其微言大义。

　　当然，更不要说赵匡胤建立起来的专制皇权国家体制了。因为，凡是专制体制，一定是国家最高权力属于皇帝一人独掌的体制，是理论上皇帝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体制。因此，即就是理性的皇权运行过程中所自设的各种内部监督制衡机制，都不过是皇权专制体制的利己计较而已，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这种专制体制本身的非人道无人权、无法治尽人治、不公正无平等的本性，都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其价值仅在于，与过度残暴的专制体制相比较，相对温情一些而已。

　　自然，仁慈的君主总比残暴的君主好一些，但毕竟都属于“把人不当人看”的体制之君主。差别仅在于，一个理性些客气些，还能讲一点点道理，另一个则极端自私，蛮横不讲理而已。质言之，一切企图从《誓碑》等传统文本出发，企图为中华未来文明转型提供精神营养的知识人，其心或许仁慈真诚，其动机也许善良纯洁，但其效果实在不敢期许太多，而且，必须时时提防其说被误读和利用。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亟待超越狭隘地域分类型研究惯性的桎梏，皈依人道自由平等的大道精神。

　　如此而言，《誓碑》的当代意义实在有限。“不加农田之赋”观之，加与不加，不过一个数量因素而言，赋税制度优劣之根本在于：加与不加的最终权力属于谁。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