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

　　儒学的道德概念非常丰富。表现为对上的有：忠、孝、恭敬；对下的有：宽、厚、慈、惠；表现为左右的有：恕、信、义、敦、睦；还有范围较宽泛的有：智、勇、敏、让、廉、耻等。这些道德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德性基础——仁，所以仁被称之为总德目。儒学创始人有时以仁与某德目并举，以彰显其重要性。如仁智并举，智仁勇并举。《论语·子罕》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后《中庸》又概称三者为“三达德”。有时孔子还并举几个具体德目来解释总德目的。如孔子说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儒家论述的德目如此众多，各德目的内涵以及相互的关联性，都值得后世人细细梳理和阐释。可是概念繁多，总难以一时使百姓弄懂，即使是士人也得花时琢磨。于是各时代都有选择重要德目加以着力阐释的需要。上述智仁勇“三达德”出现已见端倪。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四者被称为“四德”。汉代董仲舒又根据战国“五行”说，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即五种基本道德原则。这四德说或五常说，一直沿袭到唐宋以至更长时期。不过在明清时期，有人把“孝悌忠信”和《管子》中的“礼义廉耻”四维联结起来，合称“八德”。更有些通俗文史读物，宣扬“忠孝节义”四德，在民间影响颇大。可见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构建，突出什么，宣扬什么，都受到当时思想家的高度重视。

　　应该注意到，儒学还有些道德观念并没有受到以往思想家的重视。譬如“公”与“正”观念。它们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概念，也是社会道德的原则。孔子的公正观，至少包涵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执政公正，所谓“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二是分配公正，所谓“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十一年》）。三是教育公正，即是“有教无类”。三者都蕴含着对执政、从教者道德要求。近代梁启超区分公德与私德，有新意，但是认为传统伦理仅重私德而不重公德，则非公允之见。儒家强调从政者要敬业、忠诚、诚信、廉洁，即是公德的要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更是公德精神的高度体现。

　　重构儒学的道德观念系统，不单是从儒学资源中发掘，更要倾听社会的呼声。近日的全国道德模范的表彰活动，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批道德模范有五个类型：关爱他人、助人为乐、体现一个“仁”字；见义勇为、勇于担当，体现一个“勇”字；以诚待人、守信践诺，体现了“诚”与“信”；敬业奉献、勤勉做事，体现了“敬”与“勤”；孝老爱亲、血脉相依，体现了“孝”与“慈”。加起来共八个字：仁、勇、诚、信、敬、勤、孝、慈，构成了新的八德。再加上当今社会上呼声强烈的“公”与“廉”，这十个方面是否可供重构者参考？

　　第三、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

　　我们在论述儒学的道德概念时，很难严格区分哪些属德性范畴，哪些归德行范畴。每一个德性概念，同时兼有德行的含义。譬如要讲清“孝”的基本内涵，必然要涉及养老、敬老的孝行。可是不能由此得出，无须单列儒家的道德践履系统。相反，儒学在二千多年中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就得益于它的践履系统。下面分述其要点：

　　（一）知行统一的“力行”原则。孔子重视“知”，并论“仁知”，后人更合“知、仁、勇”为“三达德”。“知”是人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最终落实到“行”，并应“笃行之”（《中庸》），因为“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做到知行统一是最重要的，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也，国宝也。”（《荀子·大略》）近在郭店出土的楚简《缁衣》篇也说：“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言从行之，则行不可逆”。可见儒家所强调的“力行”原则，并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知行统一基础上的力行。

　　（二）慎独与审察。“慎独”是《大学》和《中庸》都推崇的道德践履概念。在“人之所不见”的独处之境，能够自觉地坚持道德原则，这更能显出、考验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儒家认为在隐微之中，更应戒惧，有惊畏之心，“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朱熹《大学章句》）。可是在现实中慎独之正人君子有，但不多见。因为光靠内省，“自欺”之心是禁不住的，必须还要有外界的督察。孔子曾提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考察次序。孔子还谈到即使是众人所云，也得细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慎独与督察，二者不可偏废。现在来看督察还必须形成制度。

　　（三）“择善而从”、“见贤思齐”与“直道而行”。道德实践有其特殊性，不是认识了，即可付诸实施，而往往受到旁人的影响。常因别人如何、众人如何而改变初衷的。孔子认为对于旁人的言行，应该“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遇见贤者，要以其为榜样，“见贤思齐”努力去实践。只有这样不断地“择善而从”、“见贤思齐”，才能达到无论那有道无道都“无所私曲”的“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

　　（四）“推己及人”。儒家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不仅别人会影响自己，自己的实践也会影响别人。推己及人，说的即是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时，并旁及到他人。推己及人有两条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另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

　　（五）“自强不息”提升人生境界。儒家重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可以有高下之分。人的善的品质是一个发育过程。孔孟在不同场合讲境界，提到“圣人”、“成人”、“成仁”，再有后儒所推崇的“三不朽”等境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各有何现代价值，亟需我们进行重新阐释。

　　第四、儒学的经典系统。

　　儒学经典是儒家理论之根基，教化之大本，传承之凭借。研究儒学的现代重构与发展，不得不关注它的经典系统的建设。

　　儒学经典系统既是相对固定的，又是变动的。说它是固定的，因为二千多年来遵循着“五经”的系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育弟子。孔子后六经变五经，那是因经秦火《乐经》失传之故。说它是变动的，那是指它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小不等的变动。一是排列次序的变动。《汉书·艺文志》把《易》列为群经之首。二是古文经出现后的震动。自汉代孔壁古文经出现后，对古文经的真伪、地位、经文意义的长期争论。三是增经的变动。汉魏时，在《易》、《书》、《诗》外，分《礼》为三（《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共为九经。以后又升《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合为十二经。宋时《孟子》又升格为经，合为十三经。四是重“四书”轻“五经”的变动。朱熹竭毕生精力注释语孟学庸四书，认为“语孟工夫少，得益多，六经工夫多，得益少”。从此四书置于前，五经置于后。这次变动对儒学的发展、传播，影响深远。

　　新世纪来临之际，随着战国楚简的不断出土、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开始掀起一股重新研究儒学经典系统的热潮。最近读到郭沂著的《五经七典——当代儒学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很受启发，值得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研究。郭沂提出新编七典为：《广论语》、《子思子》、《公孙尼子》、《性自命出》、《内业》、《孟子》和《荀子》。这确是项关于先秦儒家经典的基础性工程。其中《广论语》、《子思子》的资料考订工作已比较成熟。但是总体上说，这是项耗时的工程。不妨学学朱熹的路子，在整理“经”的同时，花点力量选编类似四书的“书”。

　　这里，我不揣浅陋初步设想选编六书的方案。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我们把握儒学核心价值范畴系统、道德观念系统以及道德践履系统的最基本的教材。它们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对四书的注释，现代人理应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得更精确、更富有时代性。可是胡乱剪裁、随意杜撰的“新释”也并不少见。对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绝对自信：“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说：“以朱子的学养与智慧，他精雕细刻、苦心斟酌四十余年的这部书，是不可以随意轻忽的。”

　　除“四书”外，拙意还可增选二书：一是《易系辞传》。有上下两篇。现较多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或是孔子所述，其弟子所记。《周易》古经原为卜筮之书，而《系辞传》对古经的意义、原理、功用、起源作了全面的解释，充满了作者的哲学智慧。儒家的宇宙观，核心范畴“道”，以及辩证思想都有充分的体现。

　　二是《广学记》。收《学记》与《劝学》。《学记》为《礼记》中的一篇。《劝学》为荀子所作。二者均为我国教育史上的名篇。反映了我国重视教育的悠久历史，也体现了在古代社会转型期思想家呼吁重视学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