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关注基层，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提法至少在史学界已喧闹了十余年。可是喧闹归喧闹，只要数数梁任公提倡写“民史”（即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后的一百多年来，真正写“民史”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就可知道大声喊话和落到实处间的距离有多大，这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史料的限制。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但仔细考索其中有关“民史”的材料可能就不太乐观，这和我们史料留存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陈平原先生即说：“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有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

　　“现代出版业”如此，“前现代资料”的情形也类似，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大量县一级如四川南部、浙江龙泉等地的档案“出土”，为日后的“民史”写作提供了史料的可能性。但至少目前我们仍在艳羡达恩顿（Robert Darnton）能如此幸运，坐拥瑞士最大出版机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库中的丰厚材料去撰述《启蒙运动的生意》；感叹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好命地寻觅到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的宗教裁判所的秘密档案来完成《蒙塔尤》。两相比较，中西撰写“民史”的史料条件确实有不小的差异。

　　原因之二是为何写“民史”的混沌。前文所说的史料问题虽然存在，但只要有眼光（视角）的切实转换，史料总还是有的，而且还可能不少。但“转换”过后，为何写“民史”却未必那么清晰，甚至还有些混沌。

　　目前较多的有以下两种为何写“民史”的倾向：

　　一种是试图打捞挖掘过去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以再现其生活起居、社会交往、文化趣味、消费经济等诸多历史面相。这种倾向一面呼应了欧美学界对于私人生活、消费文化等领域的关注，一面亦可让作者和读者通过其笔下和眼中历史的描摹、阅读来满足自身趣味和审美的需求。由此不少“民史”写作的目的即在于“日常生活史”的重现和品鉴。不过此种倾向若走向极致，不免有研究的过度“逸乐化”和“私人趣味化”之嫌。

　　另一种倾向则是“民史”成为谈论“历史重大问题”的话头和注脚。这种倾向自可追溯到“五四”，甚至更久远的时候。“民”从来就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中至关重要却又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而到20世纪以降，“民众”、“大众”、“群众”、“人民”等概念虽也一次次被凸现，却也依然很难看到“民”究竟在何处，遑论其真正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像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似都为普通人，“正传”之类从表面看也传递出精英试图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的愿望，甚至还表达了精英对他们的“无限同情”（李长之语）。但这样的“民史”背后却承载着如中国国民性、传统的重估、新文化启蒙等诸多“历史重大问题”。在今日看来，这些问题并非已不“重大”，但一旦通过话头和注脚的方式，却似乎很难与真正的、现实中的普通人对接。

　　原因之三则为怎样写“民史”的困惑。中国人写普通人的历史似有些先天不足，因为传统史著多遵循“春秋不书死”的原则，以致其中普通人的身影并不多见。钱穆在谈中国历史人物研究时即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

　　不过，钱穆又曾指出：“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其言语的曲折处似也为普通人入史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虽不重“庶人”，但却以写“人”而见长，翦伯赞即曾对法国人说：“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因此与写普通人“先天不足”并存的是我们有注重历史中“活的人事”这一传统优势。可是这一优势却在“视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的近代中国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个趋向是近代以来史著中“人”的退隐，常常忽略了历史中“活的人事”而换为“死的材料”。现代以来历史研究中更进一步强调所谓“意义”的挖掘。而“意义”挖掘的深刻与否又和有无引证、对话外洋学术作品（一度基本为马列经典，一度基本为欧美中国学）密切相关，以至于目前史学界多的是大受“社会科学”框架影响，列举一二三四“创新点”的专著、论文，缺少的则是能见“人”及其“行事”的作品。当然同样因为“尊西崇新”，在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学者影响下，“说故事”的民史作品似乎又有一定的振兴之势。但从目前看，此类作品从源头上或许就有追求“好看”压倒“见识”之嫌；“故事”过于追求曲折离奇。赵园先生就指出这些作品“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转看国内，受史氏等人影响的著作虽已陆续出现了一些，但它们难以闯入已成深壕壁垒的专业学术评价体系，遂转向与大众阅读市场相结合，因此总稍觉其热闹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为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