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轶 绘

　　人们通常把那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称为英雄。他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是民族的脊梁，大众的楷模，人才中的精英。按照成功学与励志讲座的说法，他们都是成功人士，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有许多英雄人物都有过失败的记录，有的结局还很悲凉，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将他们视为英雄。如，滑铁卢战役的赢家是联军统帅威灵顿，但到滑铁卢镇参观的人，瞻仰的却是失败者拿破仑，没人去理会威灵顿。再如，人们提及麦城时，首先想到关羽，那个战胜关羽的吕蒙却被忽略了。又如，项羽虽然失败了，却被奉为天下英雄，刘邦虽然胜利了，却被称为“流氓天子”。

　　那么，为何会出现“不以成败论英雄”这种非常规的历史观，历史应该记住谁呢？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反映，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当它被还原为文化记忆时，往往会因见识不同而有所选择和补遗，甚至曲解和编造。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和积淀，思想潮流的碰撞和修正，民间流传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已不再是原初史料，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公共作品。因此，提出“历史应该记住谁”，就不再是简单逻辑所能求证的“解”。人们之所以不用成败作为论定英雄的唯一标准、终极标准，不单是情感偏向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时与一世的考究。拿破仑是欧洲历史上四大军事统帅之一，他一生指挥过大大小小60多场战役，比亚历山大、西泽、汉尼拔、苏沃洛夫这些名将所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但滑铁卢一役却一败涂地，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后来，兵败滑铁卢便成了惨败的代名词。但是，“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高大”。后来的事实，印证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提到的这些话。

　　业绩与人格的权衡。称得上英雄豪杰的人，其业绩可以不昭彰，但人格一定是高尚的。他们通常以坚贞的气节、刚毅的血性、不屈的斗志、无私的奉献而著称。荆轲失败了，但他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就像他朗吟的《易水歌》那样，传为千古绝唱。李广出击匈奴，屡战败北，死后未获封侯，但在人们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不仅霸业未成，而且输得很惨。一曲垓下之歌，回肠荡气，长使英雄泪满襟。项羽尽管偏执自大，蛮横暴戾，但因他光明磊落，率直坦荡，向来为世人推崇。这也说明，当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敬仰时，即便其最后结局是失败的，也不会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正统与异类的偏见。在中国，由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三国争雄，刘备尽管未能胜出，但因沾了汉室宗亲的光，身后享有“英雄之器”的盛誉。曹操尽管胜利了，但因有篡位之嫌，身后背有“乱世奸雄”的恶名。其实，曹操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卓有建树，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功绩与过错的比较。即使再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完美无瑕，英雄之过乃白璧微瑕，难掩其丰功伟绩。林则徐在中英商贸关系的处理上和对英军发动战争报复的判断上，均有不当之处，并导致清廷误判。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林则徐的历史功绩，说他不是民族英雄。再者，对英雄人物是非功过的论定，并不存在终极标准，时代背景不同，审视角度不同，答案也不相同。比如说，将相中的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帝王中的嬴政、雍正，以及介于帝王将相之间的曹操，历来毁誉参半，史家说法不一，民间也存争议，原因就在于所持的标准不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在人才领域的运用，不仅对评价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才的测评、干部的考核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开创时期和改革阶段，对那些锐意创新、大胆改革而遭遇失败的人，要像看待走麦城的关羽那样，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们。在职的，我们不应苛责他们；失意的，我们不应冷落他们；离任的，我们不应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