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去福州，在修复后的三坊七巷游览，见一块指示牌上有“邓拓故居”的字样，我穿过几个巷子，向人打听，路人都摇头，不知故居位置。因时间有限，我只得惆怅而返，脑子里翻转着几十年来我对邓拓的认识和崇敬。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是从“文革”开始才知道邓拓的名字，也连带知道《前线》《北京晚报》这样的报刊。在山西的农村，一个小学生知道什么是“日报”；但什么是“晚报”呢？百思不得其解。待《北京晚报》复刊后，我已到北京工作，每天下午，工作间隙，我下楼买一份晚报，自行解答了少年时的疑问。我知道，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引领我读这份小小的都市报。1998年，晚报的朋友让我们几个人在《五色土》开专栏，我在开篇就引用了邓拓的话，表白我对这位前辈的敬仰。

　　在一本回忆邓拓的文集中，许多邓的战友、同事、朋友回忆邓的革命经历、光辉业绩，以及邓的嘉言懿行、高尚情操。我印象最深的是，袁鹰同志当年作为邓的同事、下级，每每听到邓跟人说话，或布置工作，口头禅总是“请”你们如何，“请”你们帮我如何如何。以职务论，邓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权力也够大，但他毫无官气，也不以大官自居，从内心就与同志平等相处，尊重他人。事情虽细微，但能看出邓的情操和修养。邓还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兴致勃勃地四处采访，写一些有考证性质的报道。

　　读完这本回忆文集，发现我在其他书中读到的有关邓的两件事没有收入，特撰一小文，以为补遗。

　　李一氓在《邓拓书法选》序文末说：“最后，我想提起一件事来追念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和邓拓同志同属北京选区的代表团；初选中央委员时，候选名单有他的名字。他向代表团诚恳表示，他还年轻，资历差，愿退出初选，把名额让给老同志。中央接受他的意见，八大正式选中央委员时，就剔去他的名字了。”李老感慨地接着说，“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十几年来，不知怎么的，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真不好说了。”

　　我的已故的朋友白夜，1986年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长文《魂兮归来——邓拓与我们同在》，是时任《文汇报》总编的马达同志亲自约稿的。几年前，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巧遇马达老，还提起这件事。在文章中，白夜记述，上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社要涨工资，那只是一次普调，人人有份，邓拓看见有他的名字，严肃地说，提我干什么？去掉！结果，邓拓同志自动、自觉放弃了这一次工资福利待遇。

　　在“名利”面前不伸手，甚至送到手的还谦让，——这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的情操；而斥责凌辱加其身，深文周纳聒其耳，要做祭坛上的牺牲方能证明清白时，则引决自裁，绝不辞让！——这就是邓拓在“文革”前夕慷慨赴死的行为逻辑！

　　有一本《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的画传，用图片展示邓拓的一生。其中一幅照片，据说是邓最后的遗照，是1966年4月邓去天津看望老战友娄凝先时拍的合影：两位从漫漫征途走过来的战友，满脸愁云，神情冷肃，正面对他们难以理解的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情。5月，邓拓就自尽了。

　　邓拓同志的革命经历、学术成就，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已有专著论述，不需要我说。我有时想，邓在诗书画、在著述上的成就，我们如发奋努力，虽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也不会太远；但他的思想境界，他一生中面对名利的几件小事，我能做到吗？我感到难。惭愧，惭愧。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