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大国”之为“大”呢，其与文明、文化之“文”是什么关系？

　　彭国翔

　　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应，中国的军事发展在国际上也不容忽视，甚至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富强”，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于是，近年来“大国崛起”一词为国人津津乐道。在“众口喧腾”之下，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似乎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一点如今似乎已成定论而不再成为一个“议题”。可是，中国真的“崛起”为一个“大国”了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大国”之为“大”呢？

　　“大国”之为“大”，“富”和“强”之外，还应有“文”

　　中国有足够大的地理面积，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口。如今，再加上经济和军事这“富”与“强”，大之为大，似乎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大国之“大”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伟大”之“大”（great），而不仅仅是“强大”之“大”（big and powerful），那么，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经济之“富强”以外，是否还有其它重要的因素应该包含在内呢？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都被世界上的他国视为“大国”。甚至到了晚清，中国由于军事上的不断失败，由“强”变“弱”，割地赔款，相应地由“富”转“贫”，中国一时间在世界上也仍未丧失其大国的地位。何以如此？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之“大”，或者说在世界上其它民族心目中的“伟大”，从来依靠的都不仅仅是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经济之“富”以及军事之“强”。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化与文明之“文”。

　　这里所谓文化与文明之“文”，指的更是精神方面的造诣，即人文修养、人文关怀、弘扬正义、为了人的尊严。一个缺乏人文教养的民族，很难在物质方面取得灿烂与辉煌的文明。历史上，中国之为“大”国（伟大之国）、“中”国（天下中央之国），靠得主要都不是武力与财富的征服。反过来，即使中国一度为异族武力征服，最终的结果，也还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被中国传统文化“斯文”之“大”所“化”。所谓异族，也都在这种“大而化之”的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一句话，历史上中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更多地是由于中国在文明程度上备受世人瞩目的高度成就。

　　“伟大”之“大”，当然不能只讲“文”，置“富”和“强”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简单的道理，国人自晚清以来早已因切肤之痛而有了深刻的“体知”。也正因此，自那时起，“寻求富强”就一直成为中国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但是，如果只把“富”和“强”作为大国之“大”的唯一内涵，忘掉了大国之“大”还应有“文”这个重要的方面，就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富强”，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真正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伟大”之“大国”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作为财富和武力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就尤其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斯文”这一问题。

　　为什么在“富强”之外还要强调“斯文”

　　之所以“重建”，是因为 “斯文”已经不再。晚清以来，在日益强化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潮流冲击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斯文”，不断“扫地”，到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神州大地几乎被铲除殆尽。然而，“西天取经”的结果，并未实现国人尤其知识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只有在检讨“极左”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重新步入正轨，逐步达到了“小康”之境。而在渐趋“富强”的同时，国人缺乏“斯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种种“无礼”的行为，部分国人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在海内外文明国度看来，未免触目惊心。举个例子。我曾经分别在2004年和2008年和家人一道游览过美国加州的 Disney Land以及佛州的 Disney World，两处游客都很多。在晚间放烟花的节目之后，曲终人散，大家都很自觉地将废弃物丢入垃圾桶（往往还是分类的），并未见到满地垃圾的现象。而2010年我和家人游览香港的迪斯尼，适逢众多大陆来的游客。同样是晚间烟火之后，曲终人散，满地的废纸、塑料袋、饮料瓶和易拉罐等等，几乎处处皆是。如此实例，举不胜举。回想历史上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如今竟至于此，身为中国人，如何能不汗颜呢？

　　为什么在“富强”之外还要强调“斯文”？因为只有“富强”，可以让人“畏惧”，但不能使人“敬重”，更遑论“喜爱”了。中国只有在“金钱”和“武力”之外更有“礼义”，重新成为一个“礼仪之邦”，才能真正作为一个“崛起”了的“伟大”国家屹立于世界。所到之处，只有“富而好礼”、 “威而不猛”， 中国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由衷地欣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依我之见，重建“斯文”，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

　　这一点，并非我的先知先觉。改革开放以来，相信海内外很多有识之士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意识。事实上，如今的“复兴儒学”、“国学热”的现象，绝非偶然。其间虽然泥沙俱下，却也不能不说，长期的“斯文扫地”已然令广大的国人或多或少感受到了“文化教养”与“人文价值”的必要和急需。熟悉中国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趣得很，在当时那个“礼坏乐崩”的世界，孔子念兹在兹的，恰如今日，也正是要重建“斯文”。每当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刻，他之所以能够临危不惧，也正是他坚信自己负有“弘道”的使命，而上天终究是不会“将丧斯文”的。

　　“昌明国故”、“融汇新知”， 才能让中国“斯文”

　　中国如今的“富强”，其实不乏隐患。如何实现“藏富于民”的“富”而避免“为富不仁”的“富”？如何实现“国富民强”的“强”而避免“霸道”之下的“强梁”之“强”？作为大国崛起当务之急所要重建的“斯文”，应当是怎样一种“斯文”呢？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这些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极为复杂，我只能略谈及。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且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试图通过彻底反对并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再造文明”， 从“观念的灾害” 演变成“历史的浩劫”，早已证明此路不通。因此，回归并认同自己的传统，实在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

　　不过，孔子当初面对“周文疲敝”要重建斯文，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礼”。同样，如今我们要重建斯文，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也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要重建一个“儒教中国”。“因革损益”本来就是孔子面对儒学之“变”而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学之所以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就在于她能够一方面保持开放，不断吸收其它的思想传统。传统文化也并非能囊括今日“斯文”之一切。因此，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分，对于目前我们所当重建的“斯文”，都是值得吸收的资源。

　　因此，对于“斯文”，我们首先得有恰当的了解，然后才能结合其它“文明”与“文化”的传统，如此方能“昌明国故”、“融汇新知”， 实现中国“斯文”传统的综合创新。否则，在中西既有相通又有不同的价值系统之间，势必两头落空，重建斯文，也就无从谈起了。

　　总之，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必然是在“富强”之外，还要有“斯文”。只有实现了“人文与理性”、“公平与正义”，才会有“斯文”。只有一个“斯文”的国家，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人民才能真正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