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几百乃至几千个聚在一起的群众受少数政客忽悠，难免不被情绪所左右，难免不相互看脸色，甚至受个别恶人或小集团的威逼恐吓，很难作出合理的决定。

　　晚清以来，国人一直向往民主，认知民主，包括古希腊民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仅视雅典民主为古代民主的典范，甚至视其为民主本身的典范。殊不知，这种民主不仅与现代民主大异其趣，即使在古代也非独一无二。这是一种氏族民主，而氏族民主是人类历史早期的普遍现象，唐虞时代甚或晚至春秋时期华夏先民就实行过与雅典类似的民主，1960年代以前凉山彝族的民主更与雅典民主类似。

　　雅典民主何以不同于现代民主？这种民主产生时，离希腊字母开始使用尚不久，绝大多数希腊人还不识字，信息传播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白纸黑字的书写文本远非普及，现场“直播”或场外口口相传，为当时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想见，口头传播很难保证信息传播的准确性，人们对此也普遍不在乎，于是煽动家如鱼得水。在现代社会，这种问题虽仍存在，却远不如当时严重。雅典民主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存在和繁荣的。在雅典民主中，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然由少数野心家操纵数千人之巨的“人群”，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定夺，此即直接民主。不难想见，普通公民因忙于生计及其他局限，不可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那样，能对城邦大事有全面而清醒的把握。要他们总能超越氏族、家族或个人利益，在国家大事的决策上进行冷静的思考，做出理智的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难想象，几百乃至几千个聚在一起的群众受少数政客忽悠，难免不被情绪所左右，难免不相互看脸色，甚至受个别恶人或小集团的威逼恐吓，很难作出合理的决定。结果可想而知：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仍如火如荼进行时，雅典竟发动了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另一场大战，派出几万人的舰队远征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结果惨败，雅典从此一蹶不振；还有阿吉纽西海战中八个将军明明打了胜仗，却因故将其判死刑；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尔提亚德、客蒙等杰出军政人物被流放或处死。当然还有司空见惯的恶性派系斗争，如科西拉民主派与贵族派的恶性党争导致前者对后者进行残酷杀戮。雅典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恶性党争更引人注目，这导致后者对前者大开杀戒，苏格拉底便因政治报复被处死。

　　以上所说可能会使人得出雅典民主是“暴民政治”的印象。把雅典民主说成是“暴民政治”虽不太妥当，却并不等于不应看清其缺陷，即存在着一种以众暴寡的倾向。有这种倾向虽然并不等于“暴民政治”，但问题仍很严重。苏格拉底之死也许不算是以众暴寡的最佳例子，可如何解释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又如何解释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三个主要起诉者之一、民主派重要人物美勒托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被乱石砸死？阿吉纽西海战八个将军被判死刑之后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

　　但也应当看到，即便民众权力很大，雅典民主大体上仍是一种精英统治。雅典民主固然激进，却还没有激进到不搞选举。雅典人确实以抽签的方式选拔官员，比之其他治理样式包括现代民主在内，这大概是最民主的政治形式了，但他们只抽选出执政官一类官员来。这些职位大体上都是虚职。有实权的职位，雅典人并不搞抽签，将军这种最高军政职位更是完全由票决产生，因带兵打仗事关个人生命安危，国家生死存亡，非票选产生不可。这就解释了为何伯里克利任将军职长达二十几年，福基翁任将军职更长达四十五年。虽然如此，雅典民主无疑有着结构性缺陷：比之现代民主，民众与精英的权力关系很容易处于失衡状态，“人群”或“人群”中的个人权力过大，往往使精英陷于被动甚至危险。这一点，只需稍稍比较一下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就清楚了。

　　（作者系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