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中华足球队参加爱罗鼎国际足球比赛优胜队员、职员暨体协委员合影。三排中为张伯苓。

　　80多年前，北宁足球队尽管条件差、待遇低，但面对强大的西洋、东洋足球队时，团结进取、苦练内功、坚忍不拔、无私无畏，一时叱咤天津赛场、震惊足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足球运动在教育家张伯苓等一批有识之士倡导下，得以蓬勃发展，由学校组队的旧有模式被突破，各工商企业组建的业余足球队如雨后春笋。

　　北宁足球队成立于1928年，先称平奉队，转年随着路局改称北宁铁路局而得名。局长高纪毅原为东北军将领，热爱足球运动，支持足球比赛，曾以其姓名命名过一次杯赛。后经北宁铁路局职员马一民热心奔走、扩充实力，北宁队迅速异军突起。相继加盟的球星，有曾与“球王”李惠堂在上海东华队并肩作战的原天津新学书院“新学同门”队的顶梁柱孙思敬，京津及东北足坛名将姜璐、李清玉、管学仲、梁铭宗、孙福来、谭福祯、张学尧等。大家业余时间训练刻苦，训练地点曾在北宁体育场（遗址在天津中山路新大路交口附近）。1932年后，又在新建成的北宁公园内设简易训练场。

　　大家注重团队精神，不仅看重技术提升，还看重道德养成。平日里没见谁“耍大牌”、要条件、闹情绪，更没有哪位队员爆粗口、爆绯闻、爆三样（即黄赌毒）或对裁判推推搡搡、唾吐沫。原班人马中的孙桂林、门将陈尔德等，在训练中很投入、很刻苦，技艺大长。大家憋着一股劲，发誓要战胜从来不把中国足球放在眼里的“洋球队”，为中国人争口气。

　　当年天津的足球赛事较多，尤以旅津西人举办的爱罗鼎国际足球锦标赛和万国寻常杯赛水平较高。1933年，以北宁队队员为主，与南开大学部分学生队员组成的中华队，首度参加爱罗鼎赛，势不可挡，打入决赛。与英国队在决赛中打成1：1平时，场上裁判误判给英国队一个点球。中华队虽然失利，但《京津泰晤士报》评论也坦陈，这是“由于裁判不公”造成的结果，中华队不可小觑。从此，天津有了能与欧洲队抗衡的足球队了。

　　转年，北宁队队员再次征战爱罗鼎赛，过关斩将，但最终仍屈居亚军。《益世报》在报道中对此深表惋惜——足球场上的“三千父老，吞声忍气，踱出英国球场”。可见，大家对天津足球健儿寄予着厚望。1935年，仍以北宁队为主力的中华队，准备充分，相继战胜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后，实现了夺得“爱罗鼎”赛冠军的梦想。

　　当时，面对在天津各国租界作威作福的洋人，有朝一日要超过他们、战胜他们。这几乎是那时所有天津足球人的潜意识。哪怕是在绿茵场上宣泄一番也觉得痛快。

　　这次胜利在天津足球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张伯苓闻讯大悦，在宴请队员时，意味深长地说：“西洋人总是嘲笑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但足球运动的团结合作性强，技术尚在次要。全队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有胜利希望。这是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他认为：“足球比赛时间长，紧张激烈，越到终场更为火炽，必须具备坚持到底的精神。如以此当做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为‘五分钟热度’了”。他欣然与队员们在鼎章照相馆合影留念。

　　北宁队兵强马壮，此后进入鼎盛期。1936年在万国杯赛上，由李凤楼等名将助阵的北宁队，在为期半年的双循环赛中，以15场不败、进33球的佳绩夺魁。北宁队被誉为横扫“碧眼儿”的“铁军”。比赛其间，法国兵营队最为可笑，他们输掉比赛后，恼羞成怒，竟罗织罪名，把北宁队门将抓进兵营，简直毫无风度可言。此举令舆论哗然。多亏张伯苓、侯洛荀以天津体育协进会负责人的名义斡旋、协调一番，才了了事儿。报章评论北宁队“出师以来，未尝败北，俨然有荣膺华旅破例染指锦标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