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世界观转变而来的月令政治纲领，在古代很长时间内，都支配着中国的大政国策，《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就是见证。

　　图为清代浙江书局所刻《淮南子》。

　　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类似城邦民主治理的制度，但是中国古人的同异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适宜的社会政治生态。中国古代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怎样认识同异关系，并运用相关认识处理君臣关系、官民关系、人际关系、身心关系。他们较早认识到好同恶异、党同伐异的危害性。他们的态度和实践成就了中国文化中的宽容精神。

　　古人将多样性存在的意义用到社会治理上，铸就了包容开放的治道文化

　　中国古人通过对天地、方位、四时、昼夜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很早就认识到世界万物多样性统一的面目，认识到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且将其用到社会治理上，铸就了中国古代包容和开放的治道及文化。距今三千多年前出现的《周易》，表达了阴阳差异交互演化的世界观。《尚书》中有《洪范》篇，据传记录了周武王访问箕子时咨询所得的治国纲领，其中谈到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物质，初步总结了物质世界多样性的五元素模式，后人结合阴阳，从中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世界观。这套世界观转变为月令政治纲领，在古代很长时间内，都支配着中国的大政国策，《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就是见证。

　　晏子借同异关系原理晓谕治理艺术

　　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观念产生的过程，往往没有受到太多科学的媒介作用，但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也能产生高明的哲学。《国语·郑语》载，郑桓公问史伯（太史伯阳父），周王朝会衰败下去吗？史伯预测，必定会衰败下去，因为周幽王亲小人而远贤臣，“去和而取同”，即排斥不同意见和言论。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史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表达了“和实生物”的原则，指出了政治生活中扼杀不同意见、偏听偏信、一意孤行的幼稚性、狭隘性和危害性。

　　还有一例，是晏子和齐景公论“和同”关系。一次，齐景公结束打猎，在半道上休息，其宠臣梁丘据立即驱车，风尘仆仆地赶到。齐景公欣慰地说：还是梁丘据与我“和”啊！不料旁边的晏子马上说：那不叫“和”，而是“同”。齐侯便问：“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和”就像做可口的海鲜汤，是指用水、火、醋、酱、盐、梅等烹调鱼肉，控制火候和浓淡，达到最佳状态。与“同”不一样，“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差异的协调互补，是排斥“同”的。晏子从口、耳可感的美味引申出多元和谐思想，并借同异关系原理晓谕治理艺术。晏子在历史上以忠诚谏诤而著名，今存《晏子春秋》全书，基本上都是记载他对君主的谏诤言行的。

　　“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可以相治”

　　中国古代最值得重视的成就，是将同异辨析用到政治上，提倡政治上多样和谐的原则，对此，《淮南子·说山训》总结说：“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可以相治”。

　　古代思想家对“和同”问题有丰富深刻的论述。老子反对干涉自然，主张圣王因任人民和事物的自然本性，实现深度和谐的社会。关于社会多样性状况，老子提出“玄同”主张，其意思是秉持平等包容的态度，让人民自化、自正。孔子倡导“和而不同”，用和、同二者区分君子和小人，对唯唯诺诺、阿谀屈从的奴仆式的人提出了警戒。

　　庄子认为，世界运化，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以至于无穷，世界因此是多元的。人类的见解和认识领域也是这样，因此他反对任何主观偏见，反对千篇一律，主张以道的视角观察和评论一切，终止无谓的争执，将万事万物的差异和各种不同见解都付诸自然和天道去评判。正是因为这样，章太炎先生曾说“经国莫如齐物论” 。

　　后期墨家规定了四种同、四种异，提出了“同异交得”的思想。《易大传·系辞》和《史记》坚信：天下一致百虑，殊途同归。郭象注《庄子》提出了“各美其美”的价值观，费孝通先生表达其著名的文化自觉理论时就引用了郭象的话。

　　如今我们生活在高技术、高思维、高速度的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世界动荡不定，周围不断变化，人们的心智、情感和精神性生活也是光怪陆离，世界每天都处在生成、变异、创造之中，我们的思维模式需要跟上时代的洪流与特点，如果我们仍然希冀停留在固定和僵化的过去，以不变应万变，害怕多样性和变革，那么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