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董光璧先生提出“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后，至今已20余年，但是，总体上看，“当代新道家”仍停留在应该如何去构建的设想和争论中，一个真正的理论体系并没有构建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许抗生先生的新著《当代新道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构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体系为目的，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

　　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传统道家思想概说，而下篇则集中论述当代新道家思想的构建。

　　作者认为，构建当代新道家是时代的需求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礼乐文明危机的反思有益于今人克服工业文明的危机，而克治现代文明危机则是构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目的。接着，许先生提出了构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方法：首先要抛弃道家思想中过时和消极的因素，从中提取出合乎时代要求、合理优良的思想成分，将其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依此方法，许先生提出，当代新道家思想应包含以下内容：道论、德论、伦理价值学说、修养论与境界论、社会和国家管理学说、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思想。

　　“道论”是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基础。从宇宙论的视角看，“道”有宇宙本原、宇宙本体、宇宙之原初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天地万物的总理四种含义，而当代新道家要发扬的是以“道”为理（规律、法则）之义，深入研究客观世界的道与理以指导人的行为，杜绝主观妄为。除道与理的关系外，许先生亦探讨了道（理）与物、道（理）与心、道（理）与事，以及心如何知道、体道等问题，丰富了当代新道家的道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提出了心之理与物之理的差异：物之理是客观实存的实理，心之理是实理在心中的映像，是虚理；物之理是不完满有缺陷的理，心之理是完满而无缺陷的理；心之理是抛弃偶然与现象的纯理，物之理是离不开偶然与现象的杂理。关于二者差异的讨论对现实中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重要价值。

　　“德”论（性论）关涉万事万物的性质和本性尤其是人性问题。事物皆有共性和个性，事物的最一般共性由“道”决定，事物的个性由“分理”“殊理”决定。所以德论（性论）与道（理）论紧密联系，是建立在道（理）论基础上的二级基础理论。不同于儒家从伦理的角度围绕善和恶讨论人性，道家论人性以真伪为标准。“真性”是人的自然质朴之性；“伪性”通过人为故意而成。道家主张抛弃“伪性”，回到敦厚朴实、谦虚处下、少私寡欲的“真性”。

　　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伦理价值学说是建立在“德”论（性论）基础上的。当代新道家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是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回归和谐”的“三回归”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人的行为。老子道家的道德观念可归结为“六德”：朴德、谦德、俭德、慈德、宽德、信德。许先生所构建的当代新道家的伦理价值观凸显了儒道互补的特点，认为要把儒家的仁礼教化建立在道家所倡导的自然质朴的人性之上，以防治儒家仁、礼文明的异化。

　　当代新道家的修养学说包括道德修养和心理修养两个方面，因而也就相应地指向两种境界。许先生认为，当代新道家的道德修养学说应借鉴儒家。儒道的道德修养学说体现出两种路向：道家的“减法”要克服私心、贪欲、名利、权势、虚假的仁礼说教而树立起敦厚朴实的道德品性，是先破后立；儒家的“加法”强调立志、好学、力行、自省与慎独，是立中有破。道德修养是破私立公的过程，大公无私是最高境界。老子的主静思想和庄子的超越思想以及“心斋”“坐忘”等功夫可指导心理修养。通过这些功夫，人们可以保持心态的宁静和谐，不为外物所牵累，而这也是人们认识道与理的必要的心理条件，是获得精神自由的重要途径。心理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无我”的空灵境界，是最虚静、最愉悦的至乐境界。

　　中国学术历来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当代新道家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传统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原则出发，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从现代视角来看，“无为而治”包含四方面的管理思想与原则：“法道而行”“循理而举事”的科学管理；“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本管理；“执其要而不操其详”的领导方法；“事半功倍”的领导谋略与智慧。

　　当代新道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与世界全面实现和谐的新秩序，这就是世界大同。在传统道家那里，一方面，老子主张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已包含让万物自由发展的思想，列子、庄子、嵇康、阮籍、向秀、郭象、支遁也都探讨过“自由”问题；另一方面，老子的“无为而治”、黄老学的“君无为而臣有为”，何晏、王弼等人所发挥的老子的治国思想，对治平天下、达致社会和谐作了阐说。可以说，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是道家哲学的两大主题，也是传统道家和当代新道家的共同追求。

　　一个思想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其核心的概念和问题，并在阐释不同问题时能够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思想，这些思想最终可以内在地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照此，许先生以道论和德伦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当代新道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修养论、境界论和管理学说，以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为追求，这些内容阐释了不同层次的问题，并论证了其间的内在联系，确实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问题是：这一思想体系是否符合“新道家”之名呢？笔者认为，我们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应遵循两个方向的指引，一个是文本和历史，一个是当今时代。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逻辑，我们对古代思想的探讨应首先回归文本以及文本形成的时代，通过文本自身和文本形成的时代背景确定其固有的问题意识，进而探讨古代思想家想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另一方面，在现代语境下研究古代思想，我们还必须面对当今时代的问题，以实现传统思想的当代发展，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思想指导，这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当代新道家》一书的上下两篇分别体现出了道家思想研究中的上述两个方向，在传统与当代的醒目对照下，许先生指出，无论古今，人们都同样处于文明危机的时代。以文明危机为共同的问题，许先生将传统道家与新道家相连接，在赋予道家思想时代新义的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种新义原本包含于传统道家思想之中，是从传统道家思想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对传统道家思想的歪曲或过度阐释，将一些内容强行嫁接到道家思想之上的。就此而论，这一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体系是“道家”的，也是“新”的，这一体系建构是成功的。

　　此外，构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体系必然要面对传统儒家和当代新儒家的问题。在这方面，许先生借鉴王弼的本末体用的思路，肯定儒家思想的价值，以道家包容儒家，比较好地处理了儒道的复杂关系。

　　正如当代新儒家的不同学者各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那样，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体系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绝不应当因此书而“定于一尊”。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先生的研究确为“当代新道家”思想体系的构建树立了一个典范，对道家思想研究、道家思想的当代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