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能够预测到是莫言获奖呢？日本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有不少中译本。大江对莫言评价很高，于是，我也开始阅读莫言的小说。我预测莫言获奖的理由之一就是：莫言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现实——山东高密东北乡，进行了深刻而又充分的表达。读者看过莫言的作品之后就能够了解中国的现实。可是村上呢？他的早期作品，对年轻一代的本真面貌、行为和思考等进行了很充分的表达。然而，他最近的作品却脱离了日本的现实。我对这两个人的作品进行了阅读和比较，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能够准确预测是莫言获奖。

　　村上春树的作品有很多英译本。听说《挪威的森林》在中国也很受读者欢迎。村上春树就是被全世界的人如此喜欢。

　　在美国，《挪威的森林》的译者是个硕士生，译本中错误频出，村上春树对此十分不满。在村上春树成为世界著名作家之后，美国哈佛大学日语系主任杰·鲁宾教授重新翻译了《挪威的森林》，村上才总算释怀了。就是这样被全世界人都喜爱的村上，2006年获得了捷克颁发的卡夫卡奖。卡夫卡奖类似于日本的芥川奖，被日本人称为国际芥川奖。此奖一般颁发给诺贝尔文学奖的后备军。2006年荣获卡夫卡奖后，村上被大家认为终于具备了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和实力。日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期待村上春树会成为日本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村上和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热点。

　　《1Q84》是失败之作

　　获得卡夫卡奖之后，村上春树好久没有再发表作品。后来终于在2009年至2010年接连出版了《lQ84》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也许村上春树本人和周边的人都清楚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也觉得这是他为冲击诺贝尔文学奖而特意推出的作品。我认为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之间在故事的展开上有一些问题，是比较失败的作品。

　　前两部书中出现了1995年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另有之前的“松本沙林事件”，这说明村上春树把社会事件融进了自己的作品。他以前的作品以描写年轻人为主，大多远离当代日本真实世界，缺少社会性。因此，那些作品被称作“青春小说”。和以前的作品不同，《1Q84》第一部、第二部使用了很多社会素材，直面了日本社会现实。

　　谈到《1Q84》第三部，我觉得真的很过分。假如村上春树不是深受大家爱戴的作家，日本社会至少日本文坛会对他进行指责和非难。因为这部作品中出现了职业杀手。这是个美女杀手，平日里做健身教练。职业杀手如何实施杀人呢？就是用长针插进人的后脖颈，据说那里是人最危险的部位。若是被针扎到的话，受害者会当场毙命。小说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杀手。可是这样的杀手不是村上春树发明的。日本有位叫池波正太郎的作家，曾写过一部叫《杀手藤枝梅安》的小说。梅安是个职业杀手，平日里做按摩师，看起来像个盲人，实际上却不是。平日里他的工作是按摩，可是一旦有活送上门，他就成了杀手。我喜欢这位作家，他在日本是很有名的。村上春树却把这个“杀手”形象用在了自己的作品中。若是平常人，这会被看作偷盗行为而被大家鄙夷。但由于他是村上春树，大家都默不作声了。这不是很奇怪吗？若是从杀手梅安那里得到启示的话，在文后说一下也算是有个交代，为什么要装作没事似的呢？虽然我指出来了，但大家还是都默不作声，村上春树本人也不出来辩解。关键是大家都清楚、都知道，却都装聋作哑。

　　由于村上春树声名在外，出版他的作品会很挣钱，像日本出版社巨头讲谈社、新潮社等，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职员的奖金也很丰厚。在中国，《lQ84》也马上有了译本。中国出版方向日本新潮社支付了8400万日元的版权费。韩国更多，支付了1.4亿日元的版权费。英语圈子我不知道。总之，《1Q84》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村上春树和新潮出版社挣了几亿日元。所以，大家尽管都知道他盗窃了梅安形象，却都默不作声。

　　第一部、第二部涉及社会问题，第三部却变成了一部恋爱小说。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二部中已经饮弹自尽的女主人公，在第三部中却复活了。这样也可以，毕竟是小说。可原本反映社会问题的严肃小说，却突然变成卿卿我我的恋爱小说，这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村上春树的两次演讲

　　《鸡蛋和墙壁》 （2009年2月）

　　2009年2月，村上春树获得了耶路撒冷奖。这个奖项主要颁发给“将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作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村上春树作为这个奖的获得者，在演讲中明确表示自己不支持强权，永远和弱者站在一起。这个演讲发生在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不久。我认为去不去领奖是个人的自由，他能够获得丰厚的奖金很不错，我也替他感到高兴。村上春树现在是富翁了，可当时若是他能够拒绝这个奖项就完美了。在那里，他发表的获奖感言是《鸡蛋和墙壁》。

　　“鸡蛋”碰到“墙壁”的话，“鸡蛋”会碎得一塌糊涂吧。“鸡蛋”代表弱者，“墙壁”代表强者。村上是弱者吗？以色列是弱者吗？由于那场攻击，加沙地带死了很多人，伤者遍地，加沙地带的难民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强者以色列颁发给自己的奖项，村上亲自跑到耶路撒冷说自己是支持弱者的，这不是很奇怪吗？既然如此演讲，为什么不拒绝这样的奖项，把自己“声援”的声音传递给真正的“弱者”呢？我认为这样的村上春树是矛盾的、言行不一的。

　　作为和村上同时代的批评家，对他进行批判，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的第七本书《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卖得非常好，1.2万本。我的第二十二本书《从“丧失”的故事到“转换”的故事》，写的是“村上春树变了”。

　　阪神大地震，神户一带损失惨重。村上春树是神户土生土长的人。他父亲是高中老师，喜欢读书，把村上春树培养得很有教养。面对养育了自己的故土，村上决心转换自己的创作方式。他毕竟和这个社会紧密相连，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不是该做些什么吗？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有了转变。他本人声称要从“对社会无关心”转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在以前，他本人对社会缺少关注，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恋爱故事写得倒是可以，但却和社会脱节。阪神大地震之前他的创作主要是这个类型的小说。后来，他在公众面前宣言，自己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到底他有没有做到呢？我们从《l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稍微能够感觉到他的社会参与意识。第三部却又回到了《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这样的“青春小说”中去，他又开始写恋爱小说了。村上又变了！我觉得村上春树这种状态用一个词形容最合适不过了：“迷走”的村上，他似乎“找不到方向”了。这样的状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也能觉察到。

　　《非现实的梦想家》 （2011年6月）

　　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6月，村上获得了加泰罗尼亚国际奖。对他的获奖演讲《非现实的梦想家》，不少人很生气。他在演讲中说到“日本人有无常观”，基于佛教的无常观，日本会重新站立起来；还讲到日本人对“核”从未有过拒绝等内容。不少人觉得“拥有无常观的日本能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这样的说法很有问题。我也觉得不妥。强震过后，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引起更大的骚动。7级放射线，这是放射线中最强最厉害的一种。就连日本电台每天也都在关注福岛核电站无法处置的核污染水的问题。不会流进大海了吧？有没有从容器里流出来呢？当地的“除染”工作为何一直推行不力？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各大电视台和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村上在演讲中却说：我们对核一直没有说拒绝。

　　你这可不是开玩笑？1945年8月6日广岛！9日，长崎！还有上世纪50年代的“比基尼事件”。鉴于以上问题，日本人一直在进行反核运动、氢弹禁止运动、反原爆运动，并且从未间断。日本人，我说的是老百姓、普通民众。不拒绝的只有那些政府高官，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察看美国人的脸色过日子。在九州，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年到头转来转去。日本政府不敢说反核、反氢弹等问题。

　　1945年8月以后，日本的老百姓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无核化！村上春树也应该说“不”，不可对此笑谈。对村上春树的这次获奖演讲，我一直觉得非常遗憾。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失败

　　2013年，村上春树推出了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有可能也是为冲击诺贝尔文学奖而推出的作品。这部作品我认为依然是失败的。“没有色彩”这样的题目就很奇怪。“没有色彩”这个词看起来颇有深意，实际上却毫无意义。在这部小说中，红、黑、白这样的色彩都出现了，只是主人公多崎没有色彩。多崎毫无色彩，而他的朋友们却有自己的色彩。在他的众多朋友中，有一个死了，为什么死了呢？多崎感到自己突然被好友孤立了。10多年后他开始对自己被孤立的原因进行调查，就是这样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意义不大。村上春树都60多岁了，却又开始了“青春小说”的创作，我认为有关重拾逝去的青春这样的话题，实在不应该再写了。日本人有“什么样的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这样的话。村上对东日本大地震没有怎么作出自己的努力，若是能为这事做点什么的话，大家都会赞赏他吧。

　　村上春树文学中缺少对日本的现实观照

　　村上春树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现实。他的创作果真直面了“高度发达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和先进工业国的实情吗？没有！他的作品中“玩物丧志”趣味蔓延，忘记了与社会的“共生”；他没有正视日本社会的“差别问题”，忽视了应该受到保护人群的增加和中产阶级的现实。他的创作没有涉及的问题太多：东日本大地震后福岛复兴、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新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充斥读者眼球。总之，村上春树现在没有“真挚地表达日本社会”是他不能获奖的最根本原因。

　　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非常注重现实叙事与描写的。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读者和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他就很难为世界接受；而诺贝尔文学奖最注重的恰恰是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域或民族或群体的“真挚表达”。渐渐脱离日本社会现实，显示出某种明显目的性的村上文学，目前不能为诺贝尔文学奖接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摘自《译林》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