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120年前的7月，蓄谋已久、精心备战的日本，对清朝陆海军发起突袭，清朝消极应战，日军在朝鲜、辽东重创清朝陆师，在黄海完败北洋舰队。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由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十年国库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历史是最好的导师。百余年前甲午战争昭显的教训深切，现略陈其二。

　　后发国家向近代文明转型的速与迟，主动、认真与被动、敷衍，切关生死存亡

　　如果说，中古是一个分散的世界，各国可在封闭中存续，相互少有干扰。而近代则从分散走向整体，各个闭锁的中古文明渐次为商品和坚船利炮所打破，各民族国家被纳入决定盛衰存亡的竞技场。同处东亚、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千年间徘徊于农耕文明轨范，至19世纪中叶，两国同样面临西方列强东侵威胁，经历着千古未遇之奇变，存在严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危机。而中日两国的应变态度，却差别巨大，仅历半世纪，两国的国势迥异。

　　日本两百余年的锁国状态，1853年由美国倍里舰队所打破。江户末期（19世纪50、60年代），从幕府将军到诸藩武士皆有强烈危机意识，并迅速践行：设置洋学所、洋书调所，派遣留学生，培养通晓西洋近代文化的人才（福泽谕吉、津田真道、西周助等），实行财政改革和军制改革，又结束锁国体制，实行开国政策。1868年发端的明治维新，更以“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废藩置县”为基本国策，经二三十年努力，初步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和东亚最強大的陆海军，并且颁行宪法，建立责任内阁，跨入近代国家门槛，“脱亚入欧”，跻身西方列强。

　　反观中国，面对近代性挑战，虽有个别先觉者发出“师夷制夷”呼唤，但总体言之，朝野反应十分迟钝。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20年间，经济、政治、军事皆裹足不前，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以后，才有限度地展开远不健全的洋务新政，经30年蹒跚缓进，至90年代中期，其近代化程度与日本幕末水平相当，有些方面还不及，更与明治维新相差悬远。仅以军制而论，日本先后以法、德陆军为样板，建立多兵种协同的师团制，而清朝最有战斗力的湘军、淮军还沿袭勇营制，完全不适应近代战争。至于朝政的低能、腐败，派系争斗、掣肘，更是惨败的肇因。总之，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中日近代化发展程度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甲午战争中败日胜，实属必然。

　　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败，是两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近代化变革的成绩较量的结果。一阅再阅这两份成绩单，当激发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全方位推进现代文明建设。120年来，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一改积贫积弱旧观，但前望诸先进，我们还有相当差距，丝毫不可懈怠，不可旁骛。120年前，这是中国存亡之要端，今日仍是中国复兴之要端。

　　对外扩张是日本固有国策，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这种文化传统至今仍在日本发生作用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观照，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八纮一宇”构想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本人有专文论此，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申述的是——

　　（一）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而日本称之“义战”（内村鉴三语）、“文野的战争”（福泽谕吉语），这种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受到驳正。二战以后，日本未能认真清算其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将这种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战犯，被尊之“战神”，视为日本史上的军事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福泽谕吉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便是明证。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等）及右翼文人（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百田尚树等）强劲地坚持并弘扬这种历史传统，在民众中拥有颇高的支持率，这是必须重视的文化现象。

　　（二）日本的对外侵略，并非仅有军事征伐一途，还有怀柔致远一法，在朝鲜半岛、在东三省皆如此。其对台湾的侵占，在完成军事攻略以后，用力于全方位的社会建设，并长期推行“皇民化”，其后续力至为深远。日据台湾50年，后此已历70年，而日本对台湾的影响仍称深巨，至今台湾还有“日据”“日治”之争，这既有不同的现实政治考量在起作用，也是历史因缘发出的回响。

　　中日甲午战争去古未远，中方惨败的痛楚至今犹在切身。痛定思痛，中华民族当奋起、当团结，排除种种干扰和阻力，在现代文明轨道上锐意精进。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