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牧民在参加骑手叼哈达比赛。 蒙古族作家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草原文化特质与民族气派，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特征。 新华社发（支茂盛摄）

　　中国当代文学的视点不断地向底层、民间、边缘及少数族裔转移，把地方性文化和民族特色纳入现代化视野，构建了当下文学的民族化叙事维度。当代的回族作家霍达、张承志、石舒清，藏族的阿来、扎西达娃，满族的赵玫、关仁山，蒙古族的阿云嘎、郭雪波、满都麦等，以富有民族特质的创作崛起于文坛，构成了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碰撞

　　不可否认的是，思想领域普遍的民族文化觉醒同时伴随着现实中民族文化的断裂，席卷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在推动少数民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阶段的同时，也在逐渐吞噬它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地方性，这注定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充满了挫折感和纠结情绪。一元与多元、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全球与本土、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等多重复杂问题冲突碰撞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焦虑，造成其创作思想新旧混杂的矛盾状态。新时期蒙古族小说创作的崛起与出现的问题是对这一文学症候的最好注脚。

　　蒙古族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北部边陲，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等不同地域，与西北的藏族、回族，东北的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以及汉族杂居共处。因而蒙古族文化渗透了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地域中他族文化的因子，呈现出区域性民族文化融合特征。但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蒙古族小说却格外彰显本民族传统文化，甚至向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深处去找寻这个民族的本源。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原始宗教、图腾崇拜、谚语歌谣等成为当代蒙古族文学的重要叙事资源，一时间文坛刮起了“最炫民族风”。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白雪林、甫澜涛、佳峻、郭雪波、满都麦、察森敖拉、哈斯乌拉等一度被文坛关注甚至成为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草原文化特质与民族气派，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特征。

　　但民族认同并非是蒙古族文学的单一发展方向，大多数情况下民族文化认同与现代性想象交错丛生、新旧交织。这表现在蒙古族文坛既有成熟的民族文化寻根小说，也出现了在思想与形式上都非常现代化的小说类型。前者的主题往往是歌咏蒙古族的传统美德和独特文化心理结构，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象征物进行道德批判和负面想象；后者则无情地揭露民族文化的因循与落后，表达的是民族的革新和求变诉求。前者主张回头寻根，以民族文化的内在力量抗拒现代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思想；后者强调面向未来，让民族文化吐故纳新，借助时代契机实现民族的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在文学实践中二者都产生了非常成熟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性的主题不仅存在于蒙古族文学内部，往往在一个创作主体身上也交集着这种思想冲突。比如阿云嘎既有《大漠歌》那样充满悲剧内涵的歌咏传统之作，也有《吉尔嘎勒和他的叔叔》那样称赞民族追求科技进步的作品。郭雪波的《狼孩》，既对现代工业主义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大加挞伐，又对科技改变现状展开美好遐想；既对蒙古族原始宗教“孛”精神进行仪式化书写，又把宗教世俗化，定义为“迷信”揶揄嘲讽。这种冲突还经常体现为一篇作品、一个人物的新旧混杂特征，比如《指腹婚》中的都荣，既是封建传统婚姻观念的破坏者，但又没有体现出现代进步青年应有的思想特征。

　　适度焦虑产生的文学正能量

　　这种思想的矛盾冲突有一定的现实社会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进入生活与文化的大变革中。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直线前进，而往往充满了艰难痛苦、矛盾挣扎甚至迂回反复。这对处于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尤其如此。他们虽然也被裹挟着进入国家现代性，但那些积淀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不会马上消失，表面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了，但内在的文化观念和民族自觉意识却在增强，传统与异质性的碰撞和冲突始终伴随着这个渐进现代化的过程。

　　少数民族作家在这种历史冲突时刻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他们是本民族文化的嫡系传人，对本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最为敏感，深知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我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这种时代历史冲突在他们身上也就常常表现为自我冲突，体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焦虑。因而文化认同焦虑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创作主体性自身的思想矛盾，既不能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又担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场与守旧心态会使他们错失全球化语境中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他们陷在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中不断地挣扎、徘徊。

　　文化认同焦虑应该说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一种思想状态，不过不同作家对此处理方式不尽统一，从而决定了不同文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思想深度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蒙古族文学创作中，这种文化认同焦虑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与现代性思想很少交锋，或者是对民族文化单纯诗性呈现和典范化处理，如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满都麦的《瑞兆之源》；或者是对现代科技意识和商业文明的热情赞颂，如雪步《驾驭风的人》、云晓璎的《温柔的草地》。此时尽管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整体看，文本的一元化取向与思想平面化倾向比较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全球化浪潮凸显出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同时对现代化的反思潮流也开始抬头，这种多元文化选择中的思考也逐渐蔓延到文学创作中，促使文学摆脱了初期的单一和清浅，获得了它本该有的文化承担和思想力度。因而文化焦虑是对多元文化选择的自觉，适度的焦虑会推动创作主体反思自身的文化结构，为理性的文化选择作出最初的清理。

　　作家阿云嘎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创作显示出新时期蒙古族文学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这很大程度上是作家适度的文化认同焦虑形成相互抗拒的力量，从而产生了作品内在的思想张力。面对文化碰撞，他的作品大都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回归，但相反的力量在同样涌动，如果不是这种力量，那些坚守传统的主人公就失去了原有的悲剧内涵和沉重感。到底是追求现代还是不计代价地保留传统，这是困扰创作主体的社会问题，也是作品能产生多重意蕴和丰富性的一个内在因素。

　　文化结构的脆弱与文学主体性的重建

　　在很多文学文本中，作者回避了这种思想矛盾状态，而把它演绎为文化双重性和思想“复杂性”，比如长篇小说《狼孩》《银狐》中，作者为主人公都安排了厌倦现代文明、回归自然荒野的结局，暗合了游牧民族敬畏自然、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与生态文化观念，但是作品中经常混合着对现代科技力量的渲染和“科技人才”的神化，作者以“孛”精神和“现代科技”的中和方式，掩盖了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冲突，矛盾性的中和方式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困惑。而很多小说化解矛盾的方式往往是诗性的，经常借助文学想象的翅膀，穿越种种时代障碍和现实困难，抵达理想的彼岸，繁杂的现实过程被省略掉了，作者的焦虑情绪得到暂时缓解。

　　这包括在生态小说中，作者面对生态恶化的严峻现实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就寄希望于“清官”大刀阔斧、披荆斩棘、自上而下的治理，“生态旗长”的出现就是证明。在跨族叙事中，回避民族差异、对文化碰撞轻描淡写、结局报喜不报忧等等，依然是经常会碰到的情况。它所回避的问题恰恰也是民族学者们在研究族群关系时探讨的重点，作品还不能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种有质感的社会重大问题，不是有意遮蔽就是以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代替复杂的现实。这种矛盾话语的紧紧纠缠和诗性的化解方式，都深刻呈现了民族作家自身文化结构的矛盾和脆弱性。

　　在这种情形下，构建或重建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文学乃至文化课题，它既关系到民族作家创作理念与方法革新求变的问题，也关系到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反思的问题。更深远地说，它关系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体中国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也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文化界对汉文化界“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思想的一个积极呼应。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