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庆瑞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瓶颈和环境污染。一些地区粗放的发展方式透支了环境红利，冲击着人们所能忍耐的生态底线，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行动是由思想观念支配的，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与环境信仰缺失不无关系。因此，重视环境信仰问题，呼唤环境信仰的理性回归，重树环境信仰的价值，实现环境信仰的传承发展，对解决现阶段的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A 环境信仰的基本内涵

　　环境信仰是人在对环境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环境尊崇、敬畏的精神信念，这种信念转化为现实行动，就表现为人的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实践行动。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环境信仰的理解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特征都是尊重和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在当今，环境信仰就是旨在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如何为推进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方向和可靠的方法。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秩序。生态文明理念与环境信仰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目标一致，环境信仰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石，生态文明是环境信仰的最高形式和实践载体。培育生态文明理念，离不开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最淳朴、最原始、最生动的，也是根植于几千年传统文化沃土中尊崇、敬畏、顺应自然的环境信仰。

　　可以说，对环境信仰的追求就是对生态文明的追求。对于个人来讲，环境信仰可以激励其在一生之中不懈地为生态文明事业奋斗；对于群体来讲，环境信仰可以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生态文明建设之合力；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讲，环境信仰可以凝聚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成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B 环境信仰的历史体现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蕴藏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显现着极为丰富的环境信仰印记。

　　生产生活方式实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古代先人主要以农耕作为生产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顺应天时地利而安排农事，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保护环境。这一点，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耕方式的生态演变。即我国的农业文明经历了游耕农业阶段、轮耕农业阶段和传统农业阶段，顺应了自然规律，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其二，法律规定的环保理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注重环保立法，通过法律法规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三，建筑文化的绿色元素。保留至今的古代建筑，尽管所处地域不同，形态各样，却存留着共同的生态观，体现着与自然融合、绿色、节能等理念。

　　传统文化理念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古代先贤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尊重和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他们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着自然变化的规律，并试图通过追求与自然环境的步调一致实现自身的环境信仰，谋求天人和谐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如儒家讲求“仁民爱物”，道家崇尚“道法自然”，佛家倡导“众生平等”，宋代理学强调“天人合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一直在追求并执着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生、自然与人的和谐，充满着环境信仰和生态理念。

　　经典历史范例延续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人们信仰环境，并用这种信仰来指导和规范生产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区域，创造出不朽的杰作，彰显了历史发展的文明和传承，这种现象直观地体现在保留至今的远古绘画、工程项目和民族技艺上，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先人们的环境信仰，以及在环境信仰指导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利用和发展。如宁夏贺兰山的岩画、四川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广西侗族的程阳风雨桥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C 环境信仰的价值传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了严重雾霾、大面积水污染和积重难返的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严峻的环境形势要求我们传承环境信仰，为努力寻找和加快实行新的发展方式提供思想保障。

　　发挥环境信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推动价值，建立有力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系。环境信仰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在创新和执行过程中将触碰各种利益主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发挥环境信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推动价值，对于建立有力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系十分必要。要发挥党的强大动员能力，全面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包括强化各级领导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要加强党的科学决策，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优先领域；要强化党的政策执行力，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形成党总揽生态文明大局、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

　　发挥环境信仰对经济发展的理性引导价值，建立发达的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体系。环境信仰在引导经济向“经济运行生态化和生态保护经济化”的理性方向发展，实现“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目标，起着积极作用。要处理好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关系，把环境准入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质量效益上来；要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扶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和绿色产业基地；要评估经济政策的资源环境影响并公诸于众，树立对GDP增长的生态制衡力量。

　　发挥环境信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优化价值，建立安全的天蓝水净地绿环境体系。环境信仰的价值追求启示我们，在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力量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应当自觉地实现由“自然的征服者”向“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的角色转换。这就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规范开发时序，划定“生态红线”，强化环境监管，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要构建防控结合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减少和避免环境风险；要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如饮用水安全、大气雾霾和土壤污染等。

　　发挥环境信仰对道德文化的培育传承价值，建立先进的生态生活文化体系。环境信仰是一种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导向，是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人性自我实现。要用生态价值观丰富和提升生态文化的内涵和境界，建立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和创新的先进生态文化体系；要充分挖掘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和环境信仰，推进生态文化创新，建设生态文化载体，开发生态文化产业，促进生态文化传播；要以环境信仰和生态文化为引领，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环境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监督机制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鼓励公众举报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发挥环境信仰对社会管理的和谐指导价值，建立完善的生态制度保障体系。环境信仰倡导生态和谐原则，倡导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融合，从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机制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关键是如何加快推进和落实。要因地制宜加快建立健全相关实施细则，创新完善生态文明的管理制度、保障机制和建设体制，改变对环境和生态问题惩罚性手段多、激励性手段少，行政管制性手段多、经济刺激性手段少，执行法规代价高、违反法规成本低的状况，推动环境保护政策手段和措施的战略性转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战略性转变。

　　（作者为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