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丝绸之路自然就得提到粟特人。粟特人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商业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特别在唐代，在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对外商业活动中，粟特人是最活跃的力量。

　　以前对于粟特人及其文献的研究，主要靠的是敦煌文书、吐鲁番汉文文书，以及传世汉文史料里留下的有关粟特人的记载。记得北大教授荣新江讲过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一件事，说的是某个长安的汉人李绍谨和一个粟特人曹炎延一起到天山北麓的弓月城去做生意。李绍谨从曹炎延那里借了两百多匹绢，随后他们从弓月往龟兹贸易，曹炎延的弟弟曹禄山到了龟兹后，没有见到其兄，正在这时吐蕃打了过来，于是曹禄山就在西州状告李绍谨。于是，官司就在西州展开。当时的安西都护府就派人去弓月城调查这件事，甚至还要到更西边的中亚去寻找两个粟特商人来做证明。此事涉及长安、西州、龟兹、弓月及其以西地区的粟特商人，充分说明了当时粟特人商业贸易的广泛性。

　　近些年随着国内考古工作的开展，与粟特人相关的一些墓葬相继被发现，不但粟特人行商的许多细节渐渐充实起来，而且这些考古资料也使中国成为粟特研究的前沿。先是1999年山西太原出土了虞弘墓。这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墓葬。其汉白玉石椁上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有些画面有明显的祆教内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而墓主人虞弘公元533年出生于中亚粟特地区的城邦国家鱼国，13岁代表国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是粟特人中优秀的外交家，除进行商贸活动和管理粟特人聚落之外，还在北齐、北周、隋朝为官司职，592年卒于晋阳。200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附近的北周安伽墓进行了发掘，这是一座风格迥异于北周时期其他墓葬的来华粟特人墓葬。石椁外四面均有浮雕，斗拱之间刻有畏兽和展开双翅的鸟。两扇石门上的一块整石上刻有粟特文和汉文译文。著名的粟特研究学者马尔沙克说安伽图像里有三个突出的元素，一个是突厥人的虎皮帐篷，一个是中国的歇山顶建筑，一个是粟特人的廊式建筑。2003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了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史君墓的最大特点便是出现了大量的商队图像。近年来一直在粟特本土从事考古发掘的葛乐耐教授感叹，整个粟特本土艺术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商旅驼队的景象。

　　从史君墓的商队图像我们可以复原一下当时商队的情景：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可以看见腰间悬挂着箭袋，显然是负责进行瞭望并提前告知危险的。后面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再后面是一位头戴船形帽的骑马男子，上举的右手上握着望筒正在望。在两头骆驼的右上方，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着货物并行，后面一持鞭男子正驱赶前行。粟特商队中的人是以三十多岁的壮年人居多。妇女是否也跟随商队出行？在纯粹表现商队的图像中并没有妇女，似乎说明她们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就随同出行，但一旦粟特商队在前方建立了新的殖民聚落，她们应当随后就到。在史君墓的石椁北侧就有男女主人出行图。上面骑马的男主人应当是萨保，下面的女主人应当是萨保的夫人。夫人也骑马，戴风帽，身披裘皮披风，旁边站立一个为女主人举伞盖的女侍者，前面有一骑马佩带武器的男子开道，后面还有两个女眷，也戴裘皮风帽。

　　粟特商队如果规模庞大，则行进速度不会太快，所以在一个个绿洲之间需要花较多的时间，他们除了随身携带一些干粮外，可能还要在路上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食物来源，那么打猎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方法。当然，对于粟特商队来说，打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猎取食物，也可能兼有猎取某些动物或野味来作为他们对突厥首领、各地官府进贡的物品。这也是在粟特首领墓葬中往往都有多幅狩猎图的原因。

　　考古学家发现，在龟兹石窟的初创期，也就是三世纪末至四世纪中，壁画中未见商人题材，到了五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商人的题材。四世纪初，粟特人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从五至八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的国际贸易。但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范围，其实远不止丝绸之路。他们曾经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七世纪时，粟特人还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从而达到了经济的黄金时期。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