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战爆发伊始，为寻求参与英法主导的国际社会，袁世凯政府即向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外交使团首领朱尔典提议，中国派兵帮助英国攻打驻青岛的德军，但这一提议被英国拒绝。一方面，傲慢的英国人未能料想到一战会旷日持久，会如此血淋淋。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就从来没有想过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欧洲“帮助”的“东亚病夫”。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参加协约国作战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日本的阻挠。1914年11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会见新闻记者谈及青岛问题及战后和会时就明确表示：“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

　　1915年初，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就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当天，中国外长陆征祥向大总统袁世凯进言，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参战。为此，1915年11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国，表示中国准备对德宣战，但为了防止日本从中作梗，要求英、法、俄三国邀请中国参战。此时的英、法、俄三国对中国的参战均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但在日本的极力反对下，中国政府第二次寻求参战的外交努力于1916年初告败。

　　有鉴于此，曾出任袁世凯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随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总理、被世人誉为“近代中国的马基雅维利”的梁士诒，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的战略构想：“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自此，以工代兵，即以华工为杠杆，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英关于招募华工的外交谈判。1916年10至11月索姆河会战结束时，鉴于在中国所招募的劳工还不到40名，英国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政府求援。借此，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向英国提出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战后的对德和会，把招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一战结束以后，战后和会如有中立国加入，中国亦得加入，无中立国加入，则另行召集关于东亚等国的大会，中国必须得加入。”

　　可以说，以工代兵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又不失为一项高明的战略设计。根据这一战略构想，作为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军，赴欧华工在欧洲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关乎战后中国的命运。就像曾积极参与过驻法华工教育事业的晏阳初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赴欧华工

　　——“一流的工人，出色的士兵”

　　“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是民国初年流传于中国山东威海卫的一则招工广告。这样的招工广告，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份的招工点。而这些招工点的目的只有一个——招募尽可能多的中国青壮劳力，然后将他们送到欧洲，为英法等协约国提供作战支持。

　　对于英法等协约国来说，招募华工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到1915至1916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已经过去两个年头，但交战双方依然看不到胜利的影子。不仅如此，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导致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

　　1915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实施招募华工计划；12月1日，退役少校陶履德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前往中国招募工人。鉴于当时中国尚守“中立”，不便以政府名义直接交涉，中方代表梁士诒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承揽招募华工事宜，法国国防部代表陶履德则以农学技师身份来华，代表法国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中极力避免参战字样，以免给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留下口实及沿途招致袭击之险。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梁汝成以惠民公司经理身份签字，正式订立合同。该合同共28款，明确规定了华工的佣工年限、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生活水准、死伤疾病医恤费用及组织管理等事项。为防华工在法国受虐待，合同第15条特别规定:“工人在居留法国时期内，当享有法国法律对于一切国民所保证之自由权，并最要之信教自由权。”

　　对于中方“以工代兵”的计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度称之为“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不可行”。但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英国人最终不得不低头，去面对现实。1916年8月14日，英国国防大臣劳合·乔治同意在“法国及其他地区”使用华工，并正式通知法国关于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使用华工的法案。此后，英国开始在中国大量招募华工。到1917年4月底，已有3.5万华工被英国人从其租借的威海卫港口运送到法国前线。

　　1917年对德、奥断交宣战后，中国政府开始以官方名义鼓励华工出洋，帮助解决协约国面临的劳务困难。为此，北京政府特设侨工事务局，颁布了保护华工章程。

　　这样一来，在一战的欧洲战场上，逐渐出现了一支代表中国政府的特殊队伍——中国赴欧华工军团。据统计，从1916到1918年，有超过14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其中，首批受雇于法国的中国劳工团队在1916年8月来到法国。据法国战争部1922年公布的数字，一战期间，法国雇佣了31409名来自中国北方、4024名来自中国南方、1066名来自上海和442名来自香港的中国劳工。而中国劳工的第一个英国派遣队则在被派往法国之后于1917年4月在普利茅斯登陆。此后，在英国当局管理下的中国劳工达到了10万人。

　　华工们一到欧洲，就立即被划拨到各处，他们不仅在重工企业、汽车公司、港口码头等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还身处战争前线，负责挖战壕、救伤兵、送给养甚至直接参战。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挖掘战壕的华工们冒着吸入德军施放的毒气的危险，将英军士兵背到后方，然后手持镐头和铁铲冲入阵地，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他们甚至连名字和编号都没有留下。当一战结束，士兵们为幸存、为胜利而欢庆时，华工们则在清理战场上未引爆的炮弹时继续牺牲。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这是民国初年流传在山东威海卫的《华工出洋歌》。这首歌唱出了华工在异国他乡的苦与愁，也唱出了当时中国的苦与愁。对彼时的中国政府而言，苦的是国家没有实力，不被西方列强接纳为合法的参战方，结果使得宣布“中立”的中国不得不“以工代兵”，曲线参战。

　　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战争胜利后，只有约11万人回到祖国，另有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而死去的2万多人中，有名有姓者只找到1874名，这1874人得以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华工超强的适应力和勤劳朴实的特质，给英法两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也不得不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

　　劳工主义的胜利

　　——用汗水和生命赢得国家地位

　　1917年2月，搭乘有543名中国华工的法国商船“亚瑟”号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人员丧身大海。对此，梁启超等爱国人士大声疾呼，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中国没有理由不参战。可以说，“亚瑟”号事件成了中国对德奥宣战的直接理由之一。1917年8月，中国正式对同盟国宣战。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公开向英法等协约国表示，中国可以派出50万部队参战，前提是英法等国能够提供运输和财政支持。对于这项提议，尽管法国非常积极，但是英国、美国、日本明确反对。其结果是，中国虽然宣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最终还是挤进了战胜国行列。

　　及至巴黎和会上，日本出于维护其在中国山东侵略权益的目的，指责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参战国义务，没有资格参加和平会议。对此，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义正词严地指出：“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可以说，中国的参战，是通过赴欧华工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赴欧华工用生命换来的。

　　作为一战中代表中国政府的一支特殊队伍，赴欧华工在到达欧洲之后，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贡献和牺牲精神，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荣誉。实际上，赴欧华工尽管身份是劳工，但却按照军事化方式管理。英国人建立起了专门的华工营，华工营下设连队，每个连有4个排，由一名少校或连长指挥；法国人则把华工编成队，一小分队25至50人左右，3至5个小分队组成一个大队，或称华工营。这些华工都要穿统一的服装，严格遵守与军队差不多的纪律。

　　曾将中国劳工运往法国的英国第二劳工分遣队指挥官马尼克·顾勒1918年说：“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劳工的出现可能是欧洲大战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当时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则注意到：“在这段历史中值得被牢记的，就是中国政府明确想要积极参战的良好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法国自身存亡与否的。这种参与是非常珍贵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除了战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外，赴欧华工的爱国情怀同样在战后的欧洲土地上日益高涨。战争结束后，驻比利时英军召开庆祝胜利的运动会，并邀请5000华工参加开幕式。华工们进入运动场后，看到飘扬的各国国旗中，唯独没有同是战胜国的中国国旗，就愤而退场表示抗议；在巴黎和会举行和约签字仪式的那一天，愤怒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聚集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阻止中国代表曹汝霖、陆征祥出门去签字，他们和祖国人民一起，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拒签了《巴黎和约》。

　　正是因为赴欧华工的巨大贡献，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时，法国政府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承认了华工的相关历史，华工军团终于得以正名。1988年11月28日，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日，法国邮电和航天部长基莱斯代表政府参加了揭幕式，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予当时仍健在的两位华工——94岁的华工吕虎臣和92岁的曾广培。

　　如今，每年的清明节，法国华人社团都要举行一战赴欧华工公祭活动。这一追忆不仅仅是为了铭记赴欧华工这支特殊队伍的历史功勋，更是为了铭记中国人民与英法等国人民一道，对于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上图、中图：工作中的华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