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曾有大规模古籍刻印

　　如果说从晚清到1930年之前，还可以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中兴期”的话，八年抗战期间就很糟糕了，在日寇悍然侵华、举国生灵涂炭之际，恐怕已鲜有人再能从事此项传统事业，只能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衰亡期”了。即或仍有个人能置身世外，偶尔为之，这类“抗战刻本”能于劫灰之下幸存下来的，几率也非常之小了。

　　抗战期间，中国文化产业曾遭受重创。在此期间，物资短缺、环境恶劣，不要说成本高昂、人工技术要求苛刻的刻本印书，即便是现代出版业也随之萧条不振。迁至后方的出版机构，大多只能印制纸张粗劣、油墨漫漶的铅印书籍，古籍刻印事业基本中断。如今正大力搜寻民国刻本的藏书家们，无不感叹，1937—1945年间的刻本实属凤毛麟角，几无存世迹象。

　　事实上，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悲观，在抗战大后方的巴蜀地区，还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古籍刻印，而且还是官方组织与实施的、并非偶尔为之的个人行为。这一国难之中的振兴文化之举，之所以长期以来隐而不彰、鲜有人提及，主要还是因为实物证据缺乏之故。

　　如今，我们在巴蜀地区的旧书店中，还能够偶尔遇到一册两册这种“抗战刻本”，但店主都无一例外的将其出版时间笼统定为晚清或民国初年，根本不会让人联想到，眼前这种纸张刻印效果均颇为古旧的刻本，会是抗战期间的产物？！

　　“抗战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浮出水面

　　笔者日前偶得一册《白石道人歌曲》，是四川成都存古书局的刻本，乍一看，晚清或民国初年的刻印特征明显。但书前所附的序言，却是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所撰，这就明确指示出了此书乃是抗战期间的旧版新刻，正是难得一见的“抗战刻本”。序言全文照录，酌加标点如下：

　　蜀之刊人以善刻书著。清季王湘漪先生主讲尊经书院，伍肇龄先生主讲锦江书院，先后择国学书籍若干种，付之剞劂，以惠学子。及存古学堂成立，两书院及官书局之书版均归焉，并加镌若干种，精印行世，一时称盛。其后存古学堂递嬗而为国学院、国学专门学校，公立四川大学，复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合并而为国立四川大学，此项书版遂为川大校产。民国二十七年冬，余奉命长川大，公余检视，见书版凡四万余块，经史子集均有。惜庋置一室，多年未加整理，或就残缺，或遭虫蛀，惄焉伤之。拟招工补刻重印，以广流传。因校欵支绌，有志未逮，仅移置旧皇城门楼下以防空袭，施行煮晒，以去虫害而已。抗战既历数载，海岸线悉遭敌寇封锁，西洋科学书籍几不复能输入，东南各都会沦陷敌手，官书局及印书业均受摧残，故虽国学书籍亦感缺乏。川大有此版本，而弃置不加利用，实至为可惜，余乃就集会中枢之便，言于总裁兼行政院院长蒋公，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庸之先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先生，请拨欵整理印刷，以救坊间书籍之穷。

　　蒋公及孔陈二先生慨然允诺，遂于民国三十年冬拨十六万元以办理此事。惟以工价物价之高昂，未能悉行整理，爰择学子需用最切之书，若五经四史之类，凡二十五种先行付印。其余则稍缓时日，期能一一重印也。补刻工作始于二月，随刻随印至七月，而书成。余乃志其经过于简端，世之学子溜（浏）览诸书时，对蒋公及孔陈二先生阐扬国学，提倡文化之至意，当永矢勿忘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程天放

　　稍加研读这篇序言，抗战期间的这次官方组织的古籍刻印活动，便脉络清晰的呈现于眼前了。是书采用四川特有的一种淡黄色皮纸印成，如无这篇序言附前，还是很容易与晚清或民国初年的当地刻本相混淆的。由此也可以揣测得到，后世书商将这批“抗战刻本”混充早年刻本，是相当容易的，只要将书前附印的这篇序言撕去，便神不知鬼不觉，很难看出破绽来。

　　这篇幸存下来的序言，所透露的历史信息细节不少，归纳起来，至少有一个史实得以确证：即1940年冬，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程天放向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请示，得到政府拨款16万元，将川大贮存的4万余块古籍刻版拣选整理、补刻重印，先行印制了25种古籍。

　　应当说，在抗战期间，能申请政府拨款、专项用于古籍刻印事业，是相当难得的。当年的各大学校长中，程天放此举颇有些特立独行。那么，程天放何许人也，竟可“就集会中枢之便”，向蒋、孔、陈等国民党高层直接请命呢？

　　民国刻本最后一次大规模刻印

　　从程氏履历来看，抗战前夕，他在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被委以要职，与政府高层本就接触频繁。他不但在宣传、文教事业中多有创举与成绩，任驻德大使期间，还曾陪同孔祥熙等面晤希特勒，试图在抗战前夕施展多面外交手段，寻求出奇制胜的国际博弈。

　　应当说，程氏本身的社会定位是一位有杰出成绩、敢为人先的青年政治家，而并不是一位纯粹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但在其任川大校长期间，旧版新印的刻印古籍事业，却也正因为其政治生涯上的便利，得以重获新生与活力。这虽然仍是杯水车薪式的“政绩工程”，却实实在在可以称之为民国刻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刻印，是抗战期间当之无愧的古籍刻印活动之最大规模者。

　　此外，程氏序言中提到的4万余块书版，目前已不知所踪，或存或毁，或散或佚，都不得而知。程氏当年费尽心力，所重新刻印的这25种古籍，目前也因藏品的缺乏，无法确知其准确书目。据目前笔者所知，有藏家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种原成都存古书局印行的“前四史”零本中，偶有发现纸张、开本、版框与笔者所藏《白石道人歌曲》相仿者，很可能就是程氏主持重刻的25种古籍之一，但大多数都没有程氏序言附前，市面上仍以晚清刻本视之，以作善价。

　　看来，要澄清历史真相，还这段“抗战刻本”之本来面目，还需假以时日，还需相当充分、相当持续的甄别与研究。在此，只能寄望有朝一日，各地藏书家能各尽所能，终可搜齐这25种“抗战刻本”，一方面既是巴蜀刻本的绝唱存照，另一方面，也堪称抗战大后方在文化救亡方面的特别文物。

　　■资料链接

　　程天放简历

　　程天放（1899—1967），字佳士，号少芝，江西省新建县人，生于浙江杭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曾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是上海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自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后来转入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1926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8月归国，在复旦大学及大夏大学担任教授。

　　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32年，兼任陆海军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后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4年，调任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再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35—1938年，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3月，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