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正是在黄河的怀抱里，黄河文化发展、繁荣，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主要渊源，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

　　 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有利于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尤其为旱地粟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黄河流域人们的长期精耕细作，使得黄河文化成为一种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与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和南方渔猎采集文化相比较而言，农耕文化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更表现出一种早熟性和先进性。可以说，农耕文化是黄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系统。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黄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体文化，其本身就是综合各种文化而形成。如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文化就包括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等等。其二，黄河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进行融合，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黄河像一条纽带，横贯东西，串连南北。横贯起来的是东西复杂的自然地貌，串连起来的是这片土地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正是有了黄河，黄河流域不同的民族得以联系；正是有了黄河，游牧文化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得以融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文化不断吸收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现出了极强的包容性。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大大丰富了黄河文化的内涵，并促使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黄河文化在所有地域文化中具有正统性地位。由于黄河流域拥有适中的位置、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在中国古代，这里曾被多个王朝选作立都之地，长期扮演着全国政治中心的角色。早在大约4000多年前，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就在黄河流域立国建都。从此直至北宋，大部分在黄河流域建都。由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王朝多以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的统一又极大地扩展了黄河文明的影响，早期制度中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及其理论化的产物——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随着政治上长期的不断强化，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正统思想。而以这种正统思想为核心的黄河文化长期在古代中华文化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所在。

　　 黄河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历史上，黄河曾是一条桀骜不驯、多灾多难的河流，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于世，被称为 “中国之忧患”。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黄河又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多难兴邦，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开始，热爱家园的中华儿女，一次次战胜洪水灾害，一次次加深对这块土地的认识和热爱，并在灾难中不断成长、成熟。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因此被誉为“黄河魂”“黄河脊梁”。面对浊浪滔滔的黄河，毛泽东主席曾深情地感叹道，“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整个民族！”黄河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美德。黄河大浪滔天，一泻千里，象征着中华民族所向披靡的进取心和磅礴的创造力；黄河裹泥挟沙，奔腾前进，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非凡气度和包容能力；黄河九曲连环，勇往直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黄河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的统一。从自然层面来说，黄河作为一条河，给予了我们生命之源；从文化层面说，黄河超越了一条河，熔铸了我们民族的魂魄、血脉、风骨、精神。黄河的黄色，是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黄河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人与河流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产生的。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样，有一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理念，这就是黄河文化自然与人文有机统一的体现。从人类逐水而居、与河相伴那天起，从大禹的父亲鲧开始治理黄河，与自然的黄河进行斗争那天起，黄河文化就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现在黄河沿线郁郁葱葱的绿化带、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景点，堤防修建的历史及其所产生的人文典故、传说故事，抗洪抢险的壮举、精神以及英雄模范的事迹，都是黄河文化的构成要素，都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

　　 黄河文化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绵长的文化血脉，赋予了黄河文化久远的意义。黄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文化整合系统。黄河文化磅礴大气，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等诸多要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本，它影响和制约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文明取向、道德取向和审美取向。同时，黄河文化又不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以发展的眼光对各种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升华。从时间的维度看，黄河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内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黄河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也必将更加突出，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刘建霞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文化基础部副主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