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可谓说到了文艺的本质处。人民，人民的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被中外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所证实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产生了和发展着文艺

　　恩格斯在用最精炼的语言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说过：“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所谓“现实生活”，就是“人民的生活”，因为人民是生活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因此，人民和人民的生活，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而文艺，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一个门类，它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人民和人民的生活”。

　　文艺是怎样产生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述，最能看出它的本质。文艺起源于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原始人类为了渔猎的俘获、生活的温饱、身体的安康以至于种族的繁衍，或者为了庆祝这些“生活事项”的成功而举行巫术活动，祈求和感恩神灵。其中“诸位一体”地蕴含着原始的宗教、语言、科学、舞蹈、音乐、美术等等。以后，随着人类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发展、提高和文化化，这些“事项”便一一分门别类地发展，直到现代的发展高度。但最初的“源质”、DNA从此形成而不变。所以，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就成为文艺永不消失和休竭的“三不朽精魂”。而人民的生活就是它永不衰竭的源头活水。正是在这一根源性上，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指出：艺术，一方面“使各个人坚固而密切地跟整个社会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发展人们的个性，“把人们从社会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说，艺术既使个人与社会结合起来，又使个体得到发展“从社会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这是艺术的起源所决定的艺术的极大功能。 “文艺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一提法，就是这一理论的通俗表述。

　　文艺既是人民精神的火光，又是引导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鲁迅曾经精辟地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他用通俗的比喻说，这好比麻油是从芝麻榨出的，而用麻油浸泡芝麻，“就使它更油”。这段警策语，论证了文艺的两个根本性质：其一，文艺是人民的精神升华，也就是说 “人民和他们的精神”，是文艺的源泉；其二，文艺这个“国民精神的火光”，回返影响，又可以引导人民精神发展的前途。这里既包含文艺源泉论，又蕴含文艺的功能论。

　　鲁迅之所论，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应属于“文艺发生学与起源论”范畴。这一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近些年受到了国内理论界一些人士的挑战、嘲笑以至于否弃。有些论者以及一批文艺新潮人，拾人牙慧，借并未消化的洋理论而“抒己见”，标榜 “写自己”、“玩文学”，有的论者甚至堂而皇之扔出“文学与时代无关”的宏论。他们鄙弃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理论和创作，背向着我国从未有过、引发世界瞩目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来歪曲地阐述理论和从事创作。

　　事实上，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不管怎样花样翻新、“离经叛道”，其根底和实质仍然脱不开 “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基质。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提出“模仿说”以来，直到现今西方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文科教科书、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都证实了这一点。 《文学理论》中就特辟了《文学和社会》一章，其中指出：“总之，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 ”上文已经说及“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因此，这里所说的“社会”，即可代之以“人民”，也就是等于说“文艺在三个基本方面都脱离不了人民”。它永远是人民精神和引导人民精神的火光和灯火。

　　伟大作家都是人民养育的时代之子

　　历数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凡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人民——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的哺育下成长的，都是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伟大的时代，使其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时代的号角和人民的心声。中国伟大丰富、居于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篇章地位的历代文艺作品，无不如此。从屈原的《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鲁迅的作品，都是实证。这里只说鲁迅。我曾经在自己的《文学笔记》中如此描述他：“历史产生了鲁迅；人民选择了鲁迅；时代考验了鲁迅；民族养育了鲁迅；世界文化丰富了鲁迅。 ”鲁迅一生坚守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宗旨和创作追求，直至“我以我血荐轩辕”。所以，具有70年历史和世界影响力的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入蓝诗玲（Julia Lovell）新译《〈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美国汉学家华志坚（JeffreyWassercrom）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企鹅经典”，并指出，“首先，公认鲁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之成就最高的现代作家，而且是绝对不可缺失的作家，此类作家，其作品内含线索，可供人解读一国之文化，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个民族的DNA”。

　　再看世界文学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全民族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诉求，同时也总是会应时代之召唤、民族之养育、人民之催生，产生一批民族精英，为民族的感应神经，为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艺术家为灵魂，为形象表现者与奋力呼号者。他们的作品，便成为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这种民族文本，其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和精神；其成就则是反映人民精神和引导人民前进的火光和灯火。

　　意大利的但丁，恩格斯赞颂“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剧作家、诗人，开启了英国和欧洲人文主义的伟大思想浪潮。德国的歌德，恩格斯说“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所以他才能成为德国人民的精神导师。法国的巴尔扎克，宣称自己要当“社会的书记”，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说，他写的那些 “共和党英雄们”，“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托尔斯泰则声言自己要写“人民的历史”。

　　正如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所指出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是属于社会群体，“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他还特别指出：“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

　　总之，艺术家都是人民养育的时代之子，他们从人民生活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汲取了人民的精神哺育，反映了人民的声音而又取得了群众的和声，因此，他们的创作是“国民精神的火光”，又回照人民，引导他们精神发展的前途。这是最真实、最珍贵的文艺史实和精神启示，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巨星还是流星取决于如何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从前节简述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些高居文艺奥林匹克山上的巨人们，是由于甘为人民之子，从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接受人民的精神养育，又以杰出作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物质与精神的诉求，从而成为人类文化星空上耀眼的明星，永远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天空。

　　不过，我们现在却也发现，当今文艺生活中，却不乏“言不及社稷，情不系苍生”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以及它们，背离人民、脱离社会实际，编造故事、虚构生活、违背历史逻辑，制造出的作品，生活空虚、思想苍白、人物畸形，创作的追求是市场效益，是金钱和由金钱而得来的物质的享受，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一时间可以作品流行、收入丰厚、誉满国中，但终不过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用不了多久，便都成为历史的过客，草上必偃的飘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亘古未有，震惊世界，如今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举足轻重。社会现实已经酿造了产生文艺大师的历史土壤和时代条件，人民也呼唤大师的出现，民族也寄望大师的精神灯火的映照。

　　然而，流星乎，明星乎？去取之间，就看在人民面前创作者的心性和理想。（作者系辽宁省文联、作协顾问，辽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