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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为了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乡村儒学现象，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社会学学者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很想知道，在社会学的视野里，乡村儒学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

　　李远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我做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和解释乡村，有人称之为农村社会学或者乡村社会学。社会转型是我们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被用得很烂，但又确实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概念。关于乡村儒学，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儒学在乡村有没有？如果有，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社会学学科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入手，一个是社会结构，还有一个是社会行动。

　　儒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曲折的，有高、有低？我的解释是，儒学兴衰是与社会结构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契合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有其社会结构基础。这个社会结构基础是建立在小国寡民基础上的。所谓小国寡民，我给学生讲的时候经常用四句话概括，就是家庭之外无伦理，村落之外无道德，地方之外无文化，江湖之外无义气。伦理的东西是在家里面培育出来的，而家是村落共同体有机构成的基本单位。中国家的观念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同系血脉的五服以内都是家，孔子当年创立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其实就是建立在家这个基础上的。伦理和道德只有在家或共同体的范围内才真正发挥作用，在一个熟人社会之外的伦理道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家或共同体是儒家学说的社会结构基础。

　　秦始皇为什么坑儒？因为当时他建立的秦王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家的认同，也不是地方的文化认同，而是国家认同。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等这些方法措施是为了超越家和地方社会的需要。儒学赖以存附的那种小国寡民的共同体结构基础没有了，所以秦始皇坑儒，所以他反儒。

　　明清的时候为什么又尊儒？明清时期儒学能得以复兴还是和那时候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明清时期形成了非常典型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和以村落共同体为中心的双中心结构，国家统治和乡村自治都很强。儒学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国家与乡村共同体之间需要连接的纽带。这方面，朱熹做得比较好，做乡约的时候，将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规范等，在村落共同体与国家之间做了有效的连接。

　　中国近代化为什么要反儒？这与清王朝衰落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又有关联。中国近代化属于受外来刺激引发的被动反应，其主要受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双重力量驱动。而这两股力量都与地方社区共同体相冲突，所以在观念和行动层面出现反儒、反传统，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社区解体。

　　以上是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儒学兴衰史的简要解释。

　　在“礼乐崩坏”的情况下出现儒学，反映了对有序社会重建的努力。而当下，有些情况比那时候更严重，这个大家都有共识。但是伦理、道德、文化需要社会结构基础，需要有母体来承载他。

　　我非常尊敬尼山书院做义工的老师和同行，把梁漱溟先生当年的身体力行作为志愿者这样一种传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加以充分发挥。儒学复兴通过一般的宣传是行不通的，必须身体力行。我觉得梁先生不仅仅是最后的一个儒家，更是最后的一个绅士。因为儒家是一个思想者，绅士是行动者。绅士的思想是儒家的，但是绅士可以把思想付诸行动。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这两天看到尼山圣源书院开展的乡村儒学教育活动很受感动。感动的时候就思考：这样的好事情能否推广，能否持续，这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对此我有三点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我相信儒学的心理基础还没有改变。昨天我们说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崩溃，并且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并没有崩溃，这就是人性。人性善恶是一回事，人性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另一回事。儒学在孔子的学说里非常依赖自由心证，讲究平心而论，相信人的心性可以自作裁判。如果这样一个假设出了问题，今天搞这个乡村儒学，它的前途也要另当别论了。我比较相信，人性其实没有变化，尤其是人性有善，这一点没有变化。为什么读《弟子规》时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它里面也没有解释和论证，但是你读完之后就觉得有道理。尽管社会在变，价值观也在变，但是最根本的东西是不是变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判断的一个事情。由于这个变没变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我说的是“我相信”它没有变。

　　第二个思考是，今天讲儒学首先要看到儒学的现代性。现代儒学深深地植根于我们交往方式的变革之中。就乡村儒学来说，这个交往方式的变革，第一是私人生活的公共化。传统社会，家的功能是很全面的。人的生产、教育、医疗、养老、交往，什么都有。而今天这些东西都已经社会化了。原来的家庭很大，亲戚关系发达，现在不一样。现在核心家庭一家三口在一起交往都有问题。应该有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承担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交往。第二是公共生活的祛魅。原来乡村里面也有很多公共的交往，公共交往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信仰有关系，比如说跟宗教和各种民间信仰有关系，那么今天来看，其实这种公共事务要由世俗化的方式来展开，满足人的各种欲望。

　　这两种背景下我们看乡村儒学的建设，我觉得儒学建设的实践跟农民唱歌跳舞各种自发文娱活动的方式都有内在的共性，它们在功能上都承担着、展现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内含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呈现私人生活的公共化和公共生活的祛魅化。我们要改变一种印象，一想到乡村儒学就马上想到在一个房间里，我觉得这个不好。我们不能把儒学变成室内的东西，如果是“室内儒学”肯定不行，基督教就不只是在室内的。不能走到室外就接受不到足够的阳光雨露的滋润。

　　第三个思考，我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乡村建设从哪里入手，毛主席和梁漱溟先生都有深论。毛主席有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国化、城市化的大脉络，来推行出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强调了组织建设的路径。梁先生其实不同，他强调中国文化自己的脉络，强调按照人自然的性情来建立组织。毛主席和梁先生两人坚持了两种不同的切入点。到底是从组织建设入手还是文化建设入手，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的想法是什么？肯定两方面都要，没有无组织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的组织。它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要看到这个差别。但是这两种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经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路。

　　我们应该特别反思一下组织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要放在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和心理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组织建设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乡村建设何以可能。

　　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中，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山东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家的组织结构是非常强大的。讲师给群众在教室内讲课的时候，墙上挂的，外面村宣传栏里面到处都是标语，还有好媳妇评比、老人的赡养情况，甚至具体到老人住什么房穿什么衣，这都是国家的组织。那么我们儒学教师在干什么？我们是把国家干的事情以及老百姓内心的需求进行一种话语的表达，我们是和政府做配合，如果没有政府做这个事情可能就做不好。山东的这个做法里面，我们的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应该干什么，这恐怕是我们观察山东的乡村儒学实践时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这个关系梳理好了，乡村建设才能持续，如果处理不好很难再做下去。我期待山东的探讨在处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群众的关系上，能够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和启发。最后祝乡村儒学能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