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歌到校训，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四个字；重庆一所中学的校训是“智、仁、勇、恒”；蔡元培为北京汇文中学题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几个校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讲“智、仁、勇”，把中国传统文化那些最美好的价值放到校训当中了。

　　我们再看看天津耀华中学的校训是“勤、朴、忠、诚”；安徽寿县第一小学的校训是“勤俭”；张謇为南通师范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荣德生为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写了“和平耐劳”四个字作为校训……

　　我初步划分一下，民国时代的校训大致上是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更多地强调勤朴、勤俭、艰苦、自立、自励，另一种序列更加强调智、仁、勇。这些价值是我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后流传下来的精髓所在。

　　民国教育的互相成全

　　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为了成全每一个人和他的人格，不仅成全学生，也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校长和老师之间相互的成全。因为，当你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的时候，学生也在成全你。这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相互成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民国教育的话，那便是“成人之美”，她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这一条。“成人之美”就是成全每一个人和他的人格，让每一个人都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成长，如同一棵树的生长。这是一个美好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绝不是拔苗助长的过程，也不是天上掉馅饼的过程，而是从地上一寸一寸往上长的过程。

　　当然，民国教育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教育，也不是不可超越的教育。她是低调的，没有很多的口号，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教育。今天的口号一定比民国多，今天的名师一定比民国多，今天的公开课也一定比民国精彩，试讲很多次，反复打磨，千锤百炼，每一句话语速多快都算出来了。我有时想，公开课是不能普及的，不能作为示范，只能作为表演。真正可贵的，永远是具有日常性的课堂。什么叫日常性？就是日复一日的东西，不能日复一日持续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棵草的生长、一片树叶的生长，都是由时间来检验的，都是日复一日的过程。人也一样，人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和万物一样气息相通的。

　　人就是教育的起点。民国教育就是从这一个字——“人”开始的。这是百年前通行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第一册第一课的课文，只有一个字，“人”。这个“人”字写得很有力量，一撇一捺，就撑起了一个人。那幅插图很温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三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抱着的，这就是一个孩子认识“人”的开始。一张图和一个字，一个孩子进入学校第一天要面对的。到了小学二年级，也就是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回到课堂的时候，他们要接触的第一篇课文是《读书》，题为“读书”，可是内容还是讲“人”。“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这八个字说得太漂亮了。这里讲的“人”和一年级第一课讲的那个“人”已不是一个概念，一年级讲的是家庭中的人，这个“人”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人必须通过接受教育，通过读书来成为“人”。这个“人”就提升了一个层次。民国教育循序渐进，一步一步，逐渐把人带进一个更高的“人”的世界里面。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四册有一篇课文《什么时候好？》，让孩子们在四季的变迁中体会这个世界的好。成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我望见一弯月亮浮在天空，像一双小船。我想：我坐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就坐到月亮船里。船慢慢地前进。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在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

　　这篇《开明国语课本》第83课，是丰子恺先生画的插图，写的字，课文是叶圣陶编的，叫《月亮船》。它是以儿童的口吻写出的一篇课文，可以让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但它里面带入的不仅是创造的、想象的因素，并且饱含着情感的因素，例如最后一句。

　　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小学里曾经有些什么样的老师？有画漫画的丰子恺，有翻译《爱的教育》的夏丏尊，有写散文的朱自清，有写《论美》的朱光潜，有写小说的老舍，有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钱穆，有成为教育家的叶圣陶，有一代词宗夏承焘，有作家、学者石评梅、王季思、钱南扬……这些人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成为了中国当年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人都是中小学老师出身，而且他们一生怀念自己在中小学任教的时代，他们把这个阶段看作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我更为看重的是那些一辈子都留在中小学的教师，他们没有成名成家，他们只是一个老师，但在民国教育的谱系中，他们比那些成名的人更为宝贵，比如，小学校长刘百川、王人驹，国文老师陈适、陶光、孟志荪，化学老师郑新亭，还有物理老师魏荣爵，等等。

　　在重庆南开中学有这样一个段子，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1941年，一位叫谢邦敏的学生参加毕业会考，物理考卷拿上来的时候，发现一道题都不会做，就填了一首词《鹧鸪天》——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卷子交上去，魏荣爵评卷的时候，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很多人看了可能会误会，认为这个魏荣爵可能是打分比较松的，有点过于随意不够严谨。其实错了，这位魏老师是重庆南开中学物理教得最好的，也是很严谨的一个人，这或许是他教学生涯中唯一一次破例。这一次破例成全了谢邦敏。他不用去补考物理了，当年，他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学校——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1949年后，他成了北京刑庭庭长。

　　也许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这样的故事，才有这样的段子。魏荣爵不是孤立的，谢邦敏不是仅有的。大家都知道，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数学考0分；吴晗考清华大学，数学0分。但是，他们都进了清华。那个时代可以“成人之美”，那个时代有“成全”。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在那个时代，中小学老师中会出那么多名人。这些老师了不起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一辈子都是老师，一辈子站在讲台上。他们被学生成全，也成全了学生。而今天，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因为有很多学生记着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们的学生成全了他们。但是，他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回忆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成全了那些学生。这就是相互成全。

　　陶光是重庆南开中学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是俞平伯的学生。毕业以后到南开教书。有一次学生写作文，有个学生第一句话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陶光点评时加了一个逗号。这个逗号加在“远远的”后面，“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原来那句话是平淡的、平面的，经他加个逗号，这句话就活了，一个点改变了一切。后来陶光就被称为“一点师”。

　　这样的老师有很多，比如南开中学最有名的国文老师，“激情孟夫子”——孟志荪。他一直是南开学生们最敬仰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在回忆他。《巨流河》中齐邦媛以深情的笔触，反复回忆了这位孟老师对她的恩惠。所谓的恩惠，就是他开的两门选修课，“唐诗”、“宋词”。虽与考试无关，但是齐邦媛大大地受益于这两门课。一生都怀念孟老师开的选修课。

　　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40%大学都选择了化学专业，这与爱讲三国的“郑老憨”——郑新亭老师有很大关系。他教化学，但是他说：“我一生三样爱好，第一爱讲三国，第二爱喝酒，第三才是讲化学。”他课后会坐在讲台桌上，给男生讲三国，让女生走开，学生们都非常喜爱他。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一个普通的中学国文老师陈适送去一副挽联，“译死魂灵竟成恶梦归化十月，作自由书长留热风去无二心”。对联中所有文字都是由鲁迅的书名、编过的刊物凑成的，非常贴切。陈适是夏承焘的学生，一生都在教中学，他的书《离骚研究》，被商务印书馆纳入了“国学小丛书”。他却热爱中学的讲台，他认为这就是最合适他的岗位。他们之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是那个时代并不轻看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一个时代与一个人的选择是相互匹配的，任何不与环境匹配的事情都是很难存在的。教育是一环扣一环的，是环环都不能乱的系统。从校长、老师、学生、外部环境、教育理念，构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系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有这样的人，他们才有可能把成全而不是成功当作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才有可能成人之美、相互成全。教育最终要实现的是这样的相互成全，成全有创造性、有感情、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和学生。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