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是由多种因素构成且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时时须讲辩证法。

　　有些事自以为天大无比，但放到全局上去认识，似乎就不值得一提；有些事自以为难登大雅之堂，但却往往是关乎战场胜负的那只“波斯猫”。

　　有些事做好后也许能立竿见影，但时过境迁后留给人们的只能是“一声叹息”；有些事做好后可能不会产生直接效益，却能带来长远的“正效应”，让人无不感叹当时决策的英明与卓识。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当时的德国在拿破仑铁蹄之下，损失巨大。德国越发认识到只有走工业化发展道路，才能战胜强大对手。但两难的选择是：先把有限的钱直接投入建设项目上，还是先搞教育、培养人才？他们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他们看来，办教育尽管是慢工夫，实际上却步入了工业化建设的快车道。

　　有道是：“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可有时候，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未必能得到真正执行。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以及现实中某些流行的悖论，时常把人们的行为拉向希冀的反面——曾经辉煌的历史成就，让人“继往”多于“开来”；面临安全威胁的紧迫压力，让人“瞻前”多于“顾后”；可期与不可期的各种矛盾问题的纷呈，让人“论事”多于“观势”；调整改革和作战行动中权力权益的分配，让人“谋己”多于“度人”。于是乎，部队建设和战斗力水平始终在低层次徘徊。

　　人们无不赞叹那些英雄风范：临万变而善处，处百危而不惧，千头万绪而方寸有定，八方告急而不疲于应付，一帆风顺而不忘乎所以，大获全胜亦清醒平和。这与其说是对英雄们的追捧，不如说是因缺失某些思维品质而引起的追问。项羽一生70余战，战战皆捷，后来垓下一役，输掉全盘。战争的最终结局，有时并不是无数次战术胜利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一两次关键战略决战所决定。谁有超强的战略远见、战略定力，谁就能笑到最后。

　　《韩非子》中讲过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舅犯，我军将与楚人交战，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诈之”。同样的问题，文公又问雍季。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意思是“诈”只能收取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计。文公表扬雍季，但采纳的却是“舅犯之谋”。晋国取胜后，论功行赏，照理说舅犯功劳最大，文公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群臣不解，文公解释说：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孔子听说此事后大发感慨，说“文公之霸”理所当然，他是“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呀！

　　有道是，只知抬头看天的人容易摔跟头，一味低头看路的人则容易迷失方向；只看前方的人会丢掉身后的精彩，而不停回头的人看到的只是过去的脚印。对我们来说，面对变化万端的军事斗争形势，唯有把“当前”与“长远”、“局内”与“局外”、“道法”与“权变”综合起来，分清缓急，权衡利弊，比较得失，才能选准走好今后的路，掌控未来战场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