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真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埃及民主化悲剧与“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的所有日常事务。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组织自治是地方性的，即地方或社区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国性的，即全国的公共性，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画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泰国政治难题与“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的民主化教条。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乌克兰悲剧与“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乌克兰的悲剧告诉我们，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

　　民主政治与社会同质性条件的重要性。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很难一致化，而且多数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对立性的种族或根本性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的，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基于民主固有的张力和冲突性，实现民主的条件，尤其是同质性条件就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多种族国家而言。同质性条件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国家认同前提：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实行，各家各派都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二是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现代国家必然是文化或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生态，但应该是多元一体，即存在最基本的、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否则，分裂型价值之争就会通过党争而强化，进而演变为分裂型社会，难以达成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三是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在极度对立的社会，即贫富悬殊、教派对立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中，选举只不过是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建设全面的、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实在是明智的、必要的举措。可以说，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比选举民主要求更高、实行起来更难的理想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