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并非孪生兄弟，但其功能确实可以互补。倘若法律不健全，或者沦落为笑话，那么，除了指望对方的善良意志外，人们别无选择。

　　在马年春晚中，小品《扶不扶》针砭时弊，击中了不少观众的神经，成为直播过程中不多的亮点之一。尽管大受欢迎，但它似乎最终未超越流行的套路——把最为关键的问题归结为人心的善恶，仍未走出泛道德主义的套路。

　　思考相关问题时，我恰好在读德国当代大哲哈贝马斯的名著，并对其中一句话感受颇深：“现代法律除了要求普遍服从法律以外，不考虑人的道德动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法律保护人的个人爱好。受惩罚的不是不良的思想，而是越轨行为。”意味深长的是，古代圣贤的思路却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由此可见，诉诸法律还是依赖道德，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向。那么，究竟哪一个更有效呢？

　　法律和道德并非孪生兄弟，但其功能确实可以互补。倘若法律不健全，或者沦落为笑话，那么，除了指望对方的善良意志外，人们别无选择。正因为如此，对道德的依赖程度越高，法律的空白可能就越大。有关扶不扶的讨论首先折射出的是法律的困境而非道德的沦落：无论是何种情形，有人倒在街头，被一群心存疑虑的人所围观，肯定说明社会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

　　倘若是被撞倒而又孤独无助地躺在地上，那么，我们不难还原出肇事逃逸的轨迹。但，为何后者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呢？答案显然是：这样做的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但是，这类以生命为筹码的赌博为何大行其道？此类残忍之举暴露出立法和执法的双重欠缺：我们的法律出现了漏洞，执法可能流于形式。不抓住关键而把矛头指向受害者和围观者，无疑转移了问题。

　　假如是走路时自己跌倒却非得归咎于施救者，那么，问题的要害则出在救助机制上：我们还未设计出更全面的保护体系，使每个公民都不必担忧此类意外，这至少暴露了立法方面的不周到之处。泛道德主义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社会欠缺的补充。在制度建设日益显示出其意义的今天，单纯求助于它只能浪费进步的契机。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