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任何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发展道路，都一方面蕴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特色，另一方面蕴含在解答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西方有人提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已经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性意义。

　　中国道路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普遍性意义。

　　一方面是中国道路选择的自主立场。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决定了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是中国道路探索的首要经验。没有独立自主这个根本立场，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出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鞋子论”的提出是对道路选择自主性的再次申明。如他所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另一方面是中国道路实践的高效原则。卡尔扎伊在分析中国道路的特征时侧重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道路评价标准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在不到40年时间里，收获了别人花三四百年时间所取得的成效，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了不起”，足以证明中国道路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这一理解为当下关于中国道路评价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即道路评价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的观念出发，以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虚无化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视西方发展模式为中国必须遵循的普遍性。高效是原则和效果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呈现。在中国道路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诚然要虚心学习借鉴西方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不能忘了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不容抹杀的底色，是中国成就最为深刻的根据。（摘编自《人民论坛》2014年6月下 吴波）